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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原子,父子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發表于2009-01-0410:28:48前言：日本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後不久，蔣介石研讀美國政府送來的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中譯本，「軍政部」次長俞大維力陳研發原子彈之重要性，燃起蔣介石中國自行製造原子彈的雄心壯志，國府自此展開中國第一個原子彈計劃。然而，這項秘密計劃尚在計劃階段即因國共內戰而夭折。大陸解放後，中國政府傾力投入原子彈研發，第一枚原子彈成功試爆以後，蔣介石憂心臺灣遭核子攻擊，在美國暗助之下，於臺灣北部一秘密地點組建「中山科學院」。國共雙方展開一場原子彈研製競賽。「中山科學院」由蔣介石欽點唐君鉑將軍主導，並選派大批軍職人員到美國受訓，稍後，由於美國政策調整，蔣介石被迫秘密延請以色列核武專家，繼續完成研製計劃。歷時近十年，耗資三十億臺幣，克服種種困難，「中山科學院」已完成原子彈先導工廠，眼看即將進入原子彈製程最後階段，第一枚原子彈即將孕育成功，就在這時候………。（受限鳳凰網博客空間，本文分兩集刊出，謝謝）當象徵死亡的原子蕈狀雲，相繼在日本廣島、長崎拔地而起，比一千個太陽還要炙烈的強光，夾雜著數以百萬攝氏度的高溫烈焰，瞬間造成二十萬人以上的傷亡。第一枚投擲在廣島被稱為「小男孩」的鈾原子彈，和第二枚投擲在長崎被稱為「大男孩」（譯名或作「胖子」）的鈽原子彈，改寫了人類戰爭史，世界軍事科技進入原子時代。一位參與史上第一次原子彈轟炸任務的美軍機組人員回憶：「兩分鐘前，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整座城市，但現在我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見濃煙和大火由山邊往上蔓延開來。」廣島自甲午戰爭至二次大戰期間，一直是日本軍國義者向外擴張侵略的主要後勤基地。長崎則是日本西部重要的港灣城市，三菱重工業公司造船廠，及三菱重工業公司長崎兵器製造廠均以長崎為基地，明治維新時期即為日本造船業大本營，日本海軍搖籃，軍艦製造及軍火工業中心。日本這兩座極具戰略價值的城市，遭原子彈轟襲擊後，頃刻間夷為平地，幾幾乎從地圖上完全消失，恐怖消息立刻傳遍全世界，日本裕仁天皇受原爆威嚇，危疑驚懼，宣佈無條件投降。華盛頓當局為了透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大眾解說製造這種毀滅性武器的來龍去脈，同時向包括英國、蘇聯、中國等幾個與他併肩作戰的主要盟國，說明美國研製這種劃時代毀滅性武器的全盤經過，美國政府按其既定時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第二枚原子彈投擲在長崎之後七十二小時，公開發表了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向美國大眾及主要盟邦領導人，提供了簡明扼要的書面報告，這份「史邁斯報告」的全名是〈原子能的軍事用途；美國政府發展原子彈之官方報告〉（AtomicEnergyforMilitaryPurposes;TheOffici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theAtomicBombundertheAuspices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1940-1945.）。「史邁斯報告」是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計劃」（ManhattanProject）主持人美軍中將*葛洛夫（LieutenantGeneralLeslieRichardGroves）命令參與該計劃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邁斯(H.D.Smyth)，於執行計劃過程中，在美國洛斯阿拉摩斯（LosAlamos）國家實驗室撰寫而成，這個實驗室正是推動「曼哈頓計劃」的核心。美國發表「史邁斯報告」有兩個用意。其一是作為美國解說原子彈發展歷程的官方說明，它輪廓性地說明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研發原子彈的過程，以及製造原子彈的物理與化學程序。其二，「史邁斯報告」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在公開場合介紹原子彈科學原理的標準說法。這套說法，可以避免相關科學家在公開談論原子彈計劃時，有意或無意間洩露原子彈機密。換言之，「史邁斯報告」一方面告訴美國社會大眾，原子彈是什麼樣的神秘武器？它是怎麼研發成功的？其次，是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對外發言的規範，防止洩密。「史邁斯報告」只簡要說明原子彈的物理原理，並未涉及細部的研製過程。美國當局想藉此昭告天下，他們就是靠科技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史邁斯報告」公諸於眾不久，美國當局同時也以最速件把這份「史邁斯報告」交到主要盟國元首手中，藉以宣揚美國「國威」；各國元首亦據此明瞭摧毀廣島、長崎這兩枚炸彈，究竟是什麼神奇武器。「史邁斯報告」送到中國，呈給了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先生把「史邁斯報告」批交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請他差人翻譯成中文。俞大維，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雙學位，本身的學術專業是數學，因「史邁斯報告」有若干原子物理專業名詞與理論，俞大維將這份英文報告，交給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委由吳大猷翻譯成中文後，再呈給軍政部部長陳誠、國府主席蔣介石。吳大猷拿到英文版「史邁斯報告」，指定高足李政道，作初步之翻譯，再親自審訂譯文內容。俞大維閱過「史邁斯報告」後，向陳誠建議，中國政府應該開始積極研製原子彈，以免再遭外國勢力欺凌。英文版的「史邁斯報告」連同吳大猷翻譯的中文版本，一併送到了蔣介石的案頭，陳誠指定俞大維向蔣作簡報。「史邁斯報告」予蔣介石莫大震撼與靈感，他暗自計議著，祖國雖然貧窮落後，但人才薈萃，地大物博，蔣先生設想著如何規劃一套中國的「曼哈頓計劃」。除了發展原子彈，陳誠、俞大維等人還提出一項強化國防航空工業的構想。國民黨軍政要員，也陸續提議應該自行研製原子彈，提高中國戰略地位。例如曾任軍委會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給蔣介石的文件中主張，有關原子彈「研究工作，我國尚無人主持，似應由中央指派專家商討研究。」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戴笠，也在一份密電中力陳：「查美國最初研究原子彈始於一、二外國物理學家，繼即成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工兵軍官三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漸推進，我國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辦理，以保機密而專責成。」國防部長白祟禧亦在一份密電中建議成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積極發展原子彈。蔣介石採納戴笠等人意見，任命俞大維籌組顧問委員會，展開原子彈研究計劃。俞大維與美國曼哈頓計劃靈魂人物葛洛夫中將，具有類似特質，他是中國兵工先驅，在出任軍政部次長之前，當過十二年的兵工署署長。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期間，俞大維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他曾經聽過物理大師愛因斯坦講授相對論，稍後，俞大維曾在德國修習「彈道學」，成為中國少數鑽研「彈道學」的專家。為籌組原子顧問委員會，俞大維的人脈網絡也發揮了微妙的作用。俞大維籍隸浙江紹興，卻與當代鼎鼎大名湖南籍的化學家曾昭掄，頗有淵源。據俞大維自述，他母親是曾國藩孫女，而西南聯大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則是曾國藩的曾孫。俞大維、曾昭掄兩人是姨表遠房親戚。俞大維最初即透過曾昭掄，拉攏學術圈的人際關係，組織起一個研究原子科學的核心隊伍。俞大維與中國當代數學天才華羅庚，更有一份特殊情誼。留學德國攻讀數學的俞大維，曾經在愛因斯坦主編的德國數學雜誌《數學現況》上，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俞大維是在《數學現況》發表論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華羅庚緊追其後，是在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第二個中國人。彼此惺惺相惜而結成至交好友。在表兄曾昭掄的引薦之下，俞大維又認識了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之後又結識了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鄭華熾，和更多的青年物理、化學專家學者熟識成了朋友。匯聚了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等全中國最頂尖的物理、化學、數學方面的權威專家，「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儼然成形。史學家毛子水教授，在他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敘述：「民國三十四年我們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部長陳誠先生和次長俞大維先生，邀約西南聯大的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教授商議為國防建立科技發展計畫。」毛子水說的「科技發展計畫」，其實就是我國最初研發原子彈的秘密計劃。俞大維從「史邁斯報告」中充分理解到，研製原子彈主要需要三個學門的專家：物理學、化學和數學。吳大猷是馳名中外的物理學家，曾昭掄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三位一體，組成了原子彈製程的黃金拍檔。在國民黨還都南京前，日後名列「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成員這十一位學者，由俞大維率領，在重慶會見了蔣介石。為了展現研發原子彈的決心，蔣介石下令軍政部撥給經費十萬元法幣，作為啟動中國原子彈計劃的開辦費用，並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間大禮堂，供作研究人員辦公場所。蔣介石也欣然同意了由俞大維提出的一份原子彈專家培育計劃。按俞大維的方案，由軍政部派遣青年科學家，到美國學習最新的原子物理新科技，等他們學成回國，再積極參與原子彈計劃。蔣介石允諾，撥用美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深造經費。選派美國的留學生名單，則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分別從物理、化學、數學等各自專精的領域中，選拔優秀青年學子，以師徒制的方式，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等前輩帶領，連袂到美國考察學習原子彈相關技術。吳大猷挑選了朱光亞、李政道；曾昭掄挑選的是唐敖慶、王瑞?；華羅庚則挑選了孫本旺、徐賢修。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於一九四六年秋天，出發赴美。唐敖慶、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亞、孫本旺等人，以助手身分隨同啟程。這不僅是國民黨當局進行原子彈「種子計劃」的起步，更是中國原子科學史上一頁重要篇章。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府悄悄成立了「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它是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之後，第一個成立的國防科技研究單位，俞大維希望「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和稍早前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能緊密配合，進行原子彈研究。在經費十分拮據的情況下，蔣介石下令指示撥給美金五十萬元，作為原子彈研究經費。然而，初萌芽的原子彈研發計劃，卻由於國共內戰龐大的軍費支出，原子彈計劃逐漸走向捉襟見肘無以為繼的命運。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一日，「國防部長」白祟禧建議蔣介石，設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時增加「國立物理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一百四十餘萬美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一百萬美元，共為二百四十餘萬美元。蔣介石親筆批覆白祟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爾後，國共戰局愈來愈不利於國府，研製原子彈的方案，就此石沉大海，「緩辦」兩字，為蔣介石的原子彈大夢，暫時譜下了休止符。一九四九年年底，國民黨已完全撤出大陸。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六十三歲的蔣介石惶惶然退守臺灣孤島，東南沿海共軍陳兵百萬，正俟機渡海攻臺，國府前途朝不保夕。兩三年前，由軍政部派遣赴美留學的那群青年科學家，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也因國家前途未卜，天各一方，星散海內外。吳大猷滯留美國，華羅庚選擇留在大陸。曾昭掄因有俞大維的關係，一九四九年赴臺，在「臺灣肥料公司」短暫任職，在臺灣住過短時期，旋即藉故悄悄借道香港，返回大陸。唐君鉑將軍生前透露，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火箭專家，日後成為大陸導彈之父的錢學森，擺脫美國當局層層刁難後，一九五五年後曾從美國輾轉經由日本途經臺灣，在寶島作短暫停留，自知無從發揮，默默離開臺灣，途經香港回歸大陸。簡言之，國府遷臺之初，自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乃至於三人舉薦的青年科學家，除了徐賢修之外幾乎無人到臺灣投效蔣介石。不論是「原子能研究委員會」乃至「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國立物理科學所」，盡是徒託空言。國民黨當局發端於抗戰勝利後的原子彈研究方案，終在內戰砲火下，化作一縷青煙，無影無蹤。之二：重溫原子彈舊夢神秘的中山科學院退守臺灣之後的蔣介石，效法越王勾踐，十年生聚，臥薪嘗膽，幻想「反攻大陸」即可水到渠成。畢竟臺灣不過蕞爾小島，資源與人力、物力均屬有限，奢談反攻，談何容易？撤退臺灣後六、七年，雖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保護傘，著眼於「反攻大陸」，蔣介石仍念念不忘發展原子彈。幾份國民黨軍方的密件檔案，證明一九五０年代初期，蔣介石及蔣軍首長，再三強調原子彈在戰場上的重要性，又萌發研製原子武器念頭。例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蔣介石在批覆一份簽呈時寫道：「…本年度軍事教育，各部隊應注重防毒面具之訓練，以及原子戰爭一般要領，預防原子毒氣之簡易方法之講解，應擬定具體辦法呈閱。中正一月十日」又例如，國民黨軍陸軍中將艾靉等人，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八日，向蔣介石當面報告《原子武器之戰術運用》時，指出：「…一、美軍自民國三十四年在日本廣島、長崎，使用原子彈以來，由於技術上之發展，原子彈之種類及數量均已增多，可供戰術上之各種運用，今後使用將更普遍，在美國參校中，軍、師作戰諸想定，均已加入原子彈戰狀況，盟國軍官亦均參與學習。二、俄寇亦已擁有原子彈，將來無論利用中國戰場作為試驗，或逕以原子彈支援共匪，我軍反攻大陸過程中，均有遭遇俄寇、共匪使用原子彈之可能。三、國軍目前雖無原子武器，但研究及準備之工作，似宜急起直追，期能發揚戰力，減少損害。」而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封來自美國的密電，更直截了當告訴臺灣當局，美國願意把原子科技轉移給臺灣，並美其名為「原子和平使用合作」。這封由國民黨軍將領蕭勃發來的密電中寫道：「臺北密。總統鈞鑒：（一）前據美國國防部次長麥克尼面告，渠在臺北時，曾面呈鈞座，以美國原子技術進步，三、五年後原子發電及醫療與發展工農業等用途不可限量，建議我國及日研究等語，（二）美國原子委員會主任委員史特勞斯，原為海軍少將，係中美合作舊友，麥克尼囑職與之密切聯繫，史邀職公餘即往原子委員會研究其組織職掌，放射性同位素對醫療工農業之用途，及原子反應爐之種類各點，能希望職將來對中美原子和平使用合作方面，能充份效力，（三）職去年二月起，由博德將軍特許參加美軍部核子防禦訓練夜班，九月畢業。最近三月來，公餘完成原子委員會之研究。（四）據美國原子委員會告：（甲）美國在中美兩國經費各負一半原則之下，願意資助我國原子和平使用器材費，最高至三十五萬美元。（乙）美現因放射性同位素出品日多，價值低廉。我國似可先設同位素試驗室，作醫療及發展工農業之用（丙）中國似宜及早訓練核子有關之物理、化學、冶金、優生學醫士，及工程師等人才（丁）我國如已有上列各種之大學畢業生，美原子委員會願意協助來美作原子必須之各種專門訓練等語，謹呈鑒核，職蕭勃。」到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隨著大陸研發原子彈日趨加快步履，蔣介石亦處於焦慮狀態，他在一份親筆書寫的文件中寫道：「對原子彈作戰之性能，及其所發生之效用與限制性之闡述。對原子彈與核子彈作戰中，可能發生之效用，以上二者性能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原子彈頭裝置於普通炸彈，及核子彈與所謂核子彈頭之功能，及其製造系統，及其程序之經過如何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核子彈一般有關作戰性能，及其最大作用如何之說明。防護原子彈之普通一般方法，與訓練計劃之擬訂。對於原子作戰一般要領，其對於攻勢、守勢與行動及停止中，所能發生之效用應詳加闡述。原子作戰中，對夜間行動與日間不斷移動位置，及利用地形與廣正面疏散等運動，更為重要，如此另定今後陸軍訓練之計劃。」上述文件的意義至少有二：其一、國民黨軍幹部在島內及美國等地，不斷接觸原子武器相關資料，這自然是來自蔣介石的授意；更足以說明，蔣介石在臺灣站穩腳跟以後，基於「反攻大陸」之目的，又開始著手發展原子彈之計劃。其二、美國當局原本一度將原子彈科技視為國家機密，但是一九五０年代中期，美國強烈暗示臺灣，美方有意將原子技術暗助蔣軍，似乎蓄謀撩撥臺灣，拿原子武器對付大陸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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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小姐從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追憶孔祥熙長女孔令儀發表于2008-09-0908:36:24孔宋家族「令」字輩最後一位成員，孔令儀，於美國時間八月二十二日，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寓所謝世，享?九十三歲。孔令儀是國府已故行政院長孔祥熙的長女，她的母親宋藹齡，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孔令儀在家排序老大，下面有一位大弟孔令侃（人稱孔大先生）、小妹孔令偉（因性別認同，要求親友叫他「孔總經理」，不得稱其為「孔二小姐」）、么弟孔令傑。蔣經國去世後三年，臺灣政治環境丕變，島內舉目無親，政爭騰沸，宋美齡遂於一九九一年離開臺灣，定居美國。之後長期寄寓孔家，早先住在長島蝗蟲谷莊園，後來住進紐約曼哈頓上城臨東河公寓。孔令儀事之如同生身母親，在宋美齡垂暮之最後十二年間，照料生活起居，晨昏定省，侍奉至孝。蔣夫人於二００三年以一百零六歲之嵩齡去世後，孔令儀被外界視為孔宋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孔令儀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生於山西太谷──父親孔祥熙的故里。孔家似乎前世註定，和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人物、最關鍵的歷史事件，結下不解之緣。孔今儀出生那年，父親孔祥熙被山西督軍兼省主席閻錫山聘為參議。隨著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進程，曾經代表孫先生連絡北方將領。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孔祥熙也是隨侍在側的國民黨黨員之一。一九二六年，孔祥熙出任國民政府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對蔣介石北伐戰役之軍用補給，助益甚大。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孔祥熙負責在上海籌措經費，拉攏京滬財團勢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孔宋家族再添一支生力軍，孔宋蔣三家雄視天下。這年，孔令儀十二歲，已經慢慢通曉人情事故。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一九二八年，孔祥熙被國府任命為工商部長。兩年後，又改任實業部長。蔣宋孔三家合作無間，彼此水乳交融，親族妯娌之間，如膠似漆。筆者曾在臺北大溪檔案，得見十餘封一九二０年代晚期（孔令儀已逾十歲）以迄一九三０年代，蔣介石致妻子宋美齡的家書電報，從字裡行間，管窺少女時期之孔令儀，在蔣介石夫婦心目中得寵之一斑，現按時間順序，臚列及說明如下。「民十七年九月蔣夫人親鑒轉佩佩諸甥：黃君帶來函件水果，均接到，甚為欣喜，望你們勤讀孝友，余在陣中甚好，勿念。中正」(信紙：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這封給孔令儀的信，原係夾附在蔣介石致宋美齡家書中，由宋美齡轉交孔令儀姐妹昆仲。信中之「佩佩」，是孔令儀之中文乳名，「佩佩」係由英文乳名「Baby」音譯而來，寓意「寶貝」，並無其它特殊之取名意義。孔令儀請日後擔任勵志社總幹事之黃仁霖（此君即蔣介石信上之「黃君」），帶水果到前線孝敬姨父蔣介石，蔣特回函申致謝忱。「民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蔣夫人親鑒龍密兄已安抵南昌，佩佩生日請代賀兄中正」(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北伐戎馬，砲火連天，連外甥女的生日，蔣介石都謹記於心，不忘於家書中註記一筆，逐見蔣氏之細膩。此外，蔣介石、宋美齡在私人信函中，均以兄、妹自稱。多年之後，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宋美齡在丈夫喪禮敬輓花圈上，也是以「介兄夫君」稱之，並自稱「妹」。「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宋部長勛鑒０請轉大姐：屬子良、子安弟星期五乘寧紹輪，帶佩佩、大衛來奉化一遊岳母（以下刪除：前請代問候）同來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信中所謂「宋部長」指宋美齡之兄宋子文，時任國府財政部長，子良、子安為宋美齡之弟。「大衛」係指令儀之弟孔令侃，令侃之英文名字為「David」。「民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蔣夫人親鑒：佩佩今日已無熱度，羅羅亦無緊要，請大姐勿念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蔣介石這封家書中所提及之「羅羅」，是孔令偉的乳名，「羅羅」是江浙人士暱稱小孩子，有「小寶貝」的意味。令偉小時有一英文名字「Jeannette」，但長大之後，由於性別認同問題，即罕用此一女性化之名字，令偉原本正式之名字為令俊，也在少年時代改為令偉，此名即於日後通用。蔣介石寫這封信時，北伐戰爭暫告一段落，此時應在南京黃埔路官邸時期，因孔家寓所在上海，孔令儀、孔偉姐妹暫住南京蔣宅。寫信之前，令儀、令偉姐妹可能染上風寒，原本有發燒現象，經延醫調養，已在康復之中。「民十九年五月十日上海，蔣夫人親鑒：兄今午回徐，暫駐徐州，前方情形甚好。岳母及大姐均請問候，佩佩想已癒愈矣。兄中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民國十九年五月，爆發了著名的中原大戰，國內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發起了挑戰中央軍蔣介石的大戰，這場內戰，一直打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才暫告停歇。在簡短的電報中，蔣介石除了跟宋美齡的母親（宋倪桂珍）、姐姐（宋藹齡）致上問安，亦不忘關心微有小恙的孔令儀，證明令儀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之地位。「民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蔣夫人親鑒岳母病狀如何？甚念！請詳告大姐，想甚好。佩佩諒已癒乎？兄中」(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蔣先生每電不忘問及佩佩，可證孔令儀少女時代多得蔣氏夫婦之寵愛，即使兵馬倥傯之際，亦復如是。「民國十九年六月九日發出蔣夫人親鑒０：陽亥電悉，戰事結束在即，請不必來前方，待有必要再當電約，可也。母病漸輕，甚慰。大姐與佩佩想皆好也。兄中正佳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出急牯嶺蔣夫人親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不克來山盡禮，心滋歉惶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佩佩信亦接到，甚慰。想諸甥甚聽教敬悅也。兄中正０。上海宋部長勳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紀念，中未克登堂盡禮為歉，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中正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蔣介石的岳母倪桂珍女士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青島別墅病逝。倪桂珍是浙江餘姚人，生長在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倪韞山任職牧師，母親徐氏，先祖是明朝著名科學家徐光啟，也是中國最早皈依基督教者。倪桂珍於十七歲畢業於上海裨文女中，擅長數學，喜愛彈鋼琴，曾留校任教員。與宋嘉樹於一八八七年結婚後，育有子女六名，依序為藹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刻將赴隨縣，牯嶺氣候如何？佩佩等諒好也？兄中正０」(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用牋)牯嶺位於廬山，是中國近代以來之避暑勝地，蔣介石大陸當政時期，每年夏季都有廬山之行，宋美齡也愛到廬山旅遊。「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漾電誦悉，兄既不能為國除奸，何可為世安惡悠悠之口？不必計校收獲。圩提已於上星期派員慎防，並嚴令各處負責辦理。佩佩函亦接到，容回省後再復，請先代告大姐均安。兄中正０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用牋）「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五日上海孔夫人親鑒：０轉三妹。佩佩信已接到，已分別批辦，近日玉體如何？兄體甚好，勿念！兄中正０」從以上十一封蔣介石家書中，屢屢提起孔令儀，說明令儀幼年時代和蔣介石夫婦至親密切。無奈從一九三０年代中期以後，祖國內憂外患無日或已，蔣介石席不暇暖，已無太多時間浸淫於倫理親情。除了從蔣氏家書，略窺孔令儀與蔣宋的親情關係，吾人亦可以從蔣氏身邊之隨從，旁觀孔令儀的若干人生百態。一位臺灣時期的蔣官邸服務人員回憶，一九六０年代初期，孔令儀隨父母從美國到臺灣探親旅遊，並與姨父蔣介石、姨母宋美齡團聚。蔣介石夫婦特地為初次來臺的孔令儀，挑選了空軍上校武官黃雄盛，隨扈左右。在一次遊覽臺中日月潭的旅途中，孔令儀對黃武官產生好感，彼此皆有鳳凰于飛之意。黃雄盛係大學畢業後考進空軍官校的優秀軍官，學養俱佳，頗受同僚敬重。令人困擾的是，黃雄盛當時已是使君有婦。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為此頗為棘手，令儀比親生的掌上明珠還要寶貝，可這節骨眼上怎麼解決三角婚姻問題，正為清官難斷家務事發愁，這時，黃雄盛、孔令儀以很平和的方式，圓滿解決了黃雄盛的家庭問題。得知此事，蔣介石很開心，特地發布命令，派黃雄盛為國府駐美國武官，等於解決了相隔兩地的問題。當年國民黨軍官兵，任何人想結婚，都要呈報國防部核準同意之後，才可以正式結婚。當黃雄盛把結婚申請書呈報國防部時，國防部高層一看，新郎是黃雄盛，新娘是孔令儀，「皇親國戚」要結婚，這還有不準的道理？連審核都不用審核了，大筆一揮，照準！孔宋家族很重視階級觀念，縱使名義上黃雄盛貴為孔令儀的丈夫，但是，初期他在孔家似乎未受到應有的待遇。譬如說，當孔令儀家人在聚會的時候，所有的家人都湊在一起熱鬧，惟獨黃先生，卻和孔家的工作人員在一塊兒。和孔家家族似乎磨合了很久，才慢慢融入他們的圈子。所謂候門深似海，誠不虛也。如今，孔令儀撒手人寰，總結孔令儀為人，親切隨和，淡泊權力，對政治興趣缺缺，甚至有報導形容，與孔令儀相處交談，有如鄰居祖母自然恬淡。蔣介石、宋美齡自令儀幼年，即疼愛有加，孔令儀也懂得反哺之理，事姨母至孝，蔣介石、宋美齡地下有知，亦足堪慰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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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中山,死亡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發表于2008-08-0516:09:37前言：近期有好事者將孫中山先生比附為韓國人，無論這消息是不是烏龍一場，已不堪識者一笑。此文並不是要為孫中山是不是韓人，作狗尾續貂之辯，而是事有湊巧，此前剛找到一些關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後的文檔材料，對中山先生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故而將之融會為文，以期拋磚引玉。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之突然臥病逝世，和一場鏡花水月，如幻似夢的「中央革命」有關。這次軍事行動，被孫先生稱之為「中央革命」，最後證明它不過是一抹泡影，孫中山失望之餘，終於在北京旅次一病不起。民國十三年，北方政局操縱在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於同年六月嗾使部下逼走了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並且靠著賄選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並於十月十日宣佈就職。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後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趁著直、奉兩軍在石門寨、山海關等地激戰之際，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於十月二十四日，回師北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吳佩孚兵敗，曹錕宣佈退位。馮玉祥聲明停戰，主張和平，並將部隊番號改為「中華民國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認同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張，拍發電報到廣東，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但是，當時北方情勢複雜，馮玉祥一人很難決定大局，馮氏被迫與反直系的軍閥張作霖、段祺瑞妥協，公推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總攬軍政、民政，並統率海陸軍。馮玉祥固然傾心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也都希望和南方政府孫中山聯絡，基於現實利益，段、張等人對南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想法。此時，北方各民眾團體在得知曹錕退位、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也紛紛電請孫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國是。聽聞北京政變的消息，孫中山異常興奮，各方邀孫先生遊訪北平的通電，也再度激發孫先生浪漫高張的革命情緒，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北京發生了一場猶如蘇聯十月革命般的「中央革命」，這場石破天驚的「中央革命」，星星之火，很可能會在很短時間內，形成燎原之勢。陶醉在「中央革命」的幻夢中的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搭輪船北上之前十天，特地召集了黃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全體官長、學生，發表了一場臨別贈言式的演講。孫先生在那場演講中，情緒興奮地數度提及「中央革命」：「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是暫時和黃埔的學生辭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上北京去這回北京去，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劃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孫先生所謂的「中央革命」，以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政變」。然而，孫先生對這場「中央革命」的成功機率，最先並未抱持過高期待，所以他說：「一講到首都革命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戰爭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州，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孫先生眼見中國受列強不平等條約與國內野心軍閥之束縛宰割，希望藉由政治和軍事力量，南北合力，迅速完成北伐統一大業。孫先生認識到單以軍事行動達成統一目的，緩不濟急。孫先生說，在廣東訓練軍隊，從廣東的韶關，一路往北進兵，先打下江西，其次攻取武漢三鎮，再進窺北京，這種軍事手段「是很迂緩很艱難的」。為了快速達到統一全國之目的，孫先生設想，假如放棄廣東，直接到北方的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在臨去北京之前，孫先生告訴他在廣東的同志說，起初他以為是要等到北京有事變發生（發生了所謂「中央革命」），才可以去北方。北方同志不斷催促孫先生北上，但孫先生料想，如果要他放棄廣東，直接到天津等候國民黨人預謀的「中央革命」爆發，萬一這場預期中的革命行動因故遷延，豈不是浪費時間。所以，孫先生和北京的黨員同志約定，只要北京發動事變之後，他馬上兼程北上。等到馮玉祥的部隊回師倒戈，曹錕、吳佩孚被逐出北京，最後演變成段祺瑞掌握大局，和孫中山原先期待的「中央革命」，存在著相當落差，但是，孫先生仍然準備照原定計劃北上，他向黨人說出了他的想法。「當這次事變（指馮玉祥倒戈驅逐曹錕、吳佩孚之兵變）最初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籌畫，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因為踐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他們在北京奮鬥費了許多大力，才有這次的變化…。」簡單地講，孫先生上北京，主要目的是為了去慰勉北方的革命黨員。於是，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啟程出發。隨孫先生北上的國民黨黨員有汪精衛（兆銘）、張人傑（靜江）、邵元沖等骨幹。輪船途經黃埔，校長蔣介石親率黃埔軍校全體官兵，在校門碼頭列隊恭迎孫先生。孫中山在視察學生隊伍之後，發表了一段簡短談話，話語之中，孫先生似乎冥冥中知道此行兇多吉少，他說：「本黨主義將來能夠希望實行的，就在本校的學生身上，凡人總是要死，不過要死得其所，我現在可以死了，今天看見我的學生，有這樣忍苦耐勞努力奮鬥的精神，定能繼續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願，所以我這次北上，雖死可以安心了…。」十一月十七日，孫先生抵上海，本來計劃直航天津，因為定不到輪船座位，只好繞道日本，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達日本，十一月三十日再由日本神戶，搭乘「北嶺丸」於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孫先生抵達天津後，立即坐車前往張作霖寓所拜訪，孫、張晤談兩個小時。孫中山不適北方嚴寒天氣，身經開始發病，感覺肝胃部極端不適。暫時在張作霖安排之住所「張園」住下，並由張作霖延請德國醫生施密特，及日本醫生某氏，作聯合會診。接連治療八天，孫先生感覺病體稍見康復。於是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北京，會見段祺瑞。此時，因段祺瑞提出承認不平等條約，以爭取列強對北洋政府之支持，並且提出召集善後會議，和孫先生提議的召開國民會議唱反調。孫先生極為不悅，他非常生氣地對來天津迎接的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公綽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執政（段祺瑞）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條約，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呢？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孫先生來到北京。眼見北京萬人空巷，但是，孫先生已經沒有力氣和群眾們打招呼，因為，他的身體撐不下去了。孫先生住進了北京飯店，隨從人員則被安置住在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宅。民國十四年元月四日，由克理博士組成的醫療小組，初步會診孫先生的病癥是「肝臟癰瘍」。臥病十九天之後，克理博士發現孫先生眼球出現黃暈，判斷肝臟的膿恐怕已經擴大到其它部位。克理主張施行手術，而其他的中外醫生認為孫氏年老（五十九歲），擔心他體力無法承受手術。然而，孫先生病況愈來愈嚴重，群醫最後採納克理博士意見，於元月二十六日施行手術，割除可能的「肝臟癰瘍」。手術在協和醫院施行，剖開肝部，醫生發現孫先生肝部長了惡性腫瘤，確認孫氏得了絕癥肝癌。群醫束手無策，孫先生處於等死狀態。二月十二日，由於西醫治療已經完全無效。黨員同志眼見孫先生日漸衰弱，由張靜江、胡適等人推薦了一位知名中醫陸仲安，為孫先生把脈開藥。吃了第一帖中藥，病體似有改善，但是，過了兩天，病況又告嚴重。在中西醫兩路並進的情況下，亦無法改變孫先生江河日下之病情。三月十一日早晨，孫先生忽感精神爽朗，體力稍佳，此實為迴光返照之象。他召喚夫人宋慶齡、公子孫科、黨員隨從汪精衛等人，到病榻前。孫先生告訴大家，他想簽署日前由汪精衛草擬的遺囑，現在，兆銘就把遺囑拿來讓我簽名吧！宋慶齡、孫科等人在一旁泣不成聲，汪精衛遵照孫先生吩咐，取來遺囑和鋼筆。這份遺囑原本預備在二月二十四日簽署，然而，那天宋慶齡在隔壁房間，聽到先生要簽遺囑，悲泣哀號不已，孫先生不忍傷孫夫人之心，當天沒有簽成。三月十一日這天，宋慶齡的右手扶著孫先生的手腕，在遺囑的落款處簽下名字。簽完遺囑，孫先生表示，這次我到北方來，是想以召開國民大會，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可惜我因病不起，死生乃是人生的常事，沒有什麼好惋惜的，惟一惋惜的，是我數十年來為國奔走，我所主張的主義尚未完成，希望同志們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五權之主張，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孫先生並交代親人，我死後，可以葬在南京紫金山麓，遺體可以用科學方法永久保存。講完這番話，孫先生忽然喘息不止，克理博士趕緊為他施打強心針劑，稍稍解除危急。到了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早上，孫先生兩眼的眼珠子往上翻，嘴裡反覆叼唸：「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志奮鬥！」聲音逐漸微弱之際，孫先生忽大聲呼喚「兆銘！」，汪精衛知道孫先生在叫喚他，馬上走近病榻前，想聽孫先生之指示。孫先生本欲張嘴說話，但已不能出聲，汪精衛面容哀戚地說：「請總理休息一會吧！」此刻，孫先生喉中痰液往上湧出，臉色轉趨蒼白，手足失溫，九時三十分，一代偉人，在憂憤中，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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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胡蘭成,張愛玲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星島環球網www.stnn.cc2009-01-09　　胡蘭成出書十余種，涉獵很廣，他的文字曉暢，指草言花，時有所悟，算得上民國的一個才子。不少人認為張愛玲之所以愛上胡蘭成，離不開他的才情。或是，或不是。姑且不比較兩人才華的高低，畢竟感情是沒有辦法加以比較的，但一些外在的東西不管你比較不比較它都真實存在著。作者段懷清在《大公報》著文說，胡蘭成有兩樣東西終生也不如張愛玲。胡蘭成當年與張愛玲見面后，張愛玲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一般人都以為，這是因為胡蘭成的才情折服了張愛玲。而說起兩人的“短長”，其實，當時胡蘭成至少有兩樣明顯不如張愛玲：一是身高，二是英語水平。而這兩樣，胡蘭成也并非只是當時不如張愛玲，也是一生都不如張愛玲。張愛玲和胡蘭成說到張愛玲的英語水平，張迷們都清楚。但說到胡蘭成的英語水平，就不甚了然。更有甚者，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沒有去過西洋的“土產”。再加上胡晚年流落東洋，一天到晚見人的著裝，多為中式長衫，甚至七十年代到臺灣講學亦如此，而所寫所講，又以中國傳統文史之學為要，于是就有人想當然地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慣于跑江湖碼頭的“國產”，根本就不通西語。其實，胡蘭成不僅學習過英語，應該還學得不錯。之所以如此說，就是因為他當年在杭州的蕙蘭中學讀過書。胡蘭成《今生今世》中有這樣幾段文字，描述當年在杭州這所著名的教會中學讀書的情況：高小畢業我進紹興第五中學，只讀得一學期，學生鬧風潮，第二學期久久開不得課，我就回胡村了。我連不知這風潮是所鬧何事，只覺人世太大，不可唐突干與或僅僅動問。此后表哥吳雪帆帶我到杭州考進蕙蘭。蕙蘭是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贊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于我完全不慣。我在蕙蘭讀到四年級，已在舉行畢業考試了，卻因一樁事被開除。我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賬目問題被罷免了青年會干事職。校刊顧問是教務主任方同源，他說有關教會的名譽，不可登。經我說明，他就不再言語，我當他已經默認了，焉知注銷后他叫了我去罵，當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長以辭職要挾，開除了我。我倒亦不驚悔，惟一時不敢回里，后來是父親寫信來叫我，我才回里的。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么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上述文字中第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胡蘭成說自己是“考”進蕙蘭中學的。而當年蕙蘭中學入學考試即有英語，各課所占考試比例為國文二、數學一、地理一、英語一。之所以要國文成績占二，是因為該校并沒有因為它的教會學校性質而偏廢國文，甚至還規定，“其有側重英文拋荒各科者，當令停讀英文，補習各科，俾免偏勝之弊”。所以盡管進蕙蘭之前，胡蘭成基本上是在紹興以及家鄉讀書，但英語當已有基礎。進了蕙蘭之后，高中英語教員，全部由外國人充任，頗為重視課堂會話，而高中階段英語已經分閱讀及文法兩門，每周英語課多達九節。蕙蘭中學教學質量，在當時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中學中，皆名列前茅。再加上學校以傳教為辦學宗旨之一，所以學校里的宗教氛圍濃厚，各項宗教活動，譬如早、晚禮拜、讀經、祈禱、唱贊美詩等，這些活動包括專門開設的圣經課，對于學生們的英語練習和英語學習的語言文化氛圍，無疑都是有幫助的。這一點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中亦有提及。而在上述引文中，胡蘭成還提到一件事，那就是他當年在校時，還曾經擔任過《蕙蘭校刊》的英語總編輯。蕙蘭校刊是一份由學生們自主編輯的校刊，分中、英文兩組編輯。倘若胡蘭成所說曾任英語總編輯屬實，這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他的英語水平已到一定程度。而一般認為，當年蕙蘭中學的畢業生，“皆中西兼優”，“能勝任翻譯及英語教學工作”。唯一讓人感到缺憾的是，當年胡蘭成已經念到了四年級，后因故被學校除名。也因此，在今天蕙蘭中學畢業生名單中，并沒有胡蘭成。（文/段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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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蔣介石,周恩來,故事,對弈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1945年9月，國共雙方的代表團，正在重慶舉行談判。一天中午，蔣介石突然約周恩來對弈。蔣介石原以為周恩來不敢應戰。沒想到，他的電話剛一放下，周恩來就與王若飛等人過來了。蔣介石見面一驚：“你答應了？”周恩來風趣地說：“豈有不來之理？桌面上兩黨談判，棋盤上楚漢相爭，多么有趣！蔣先生您說是嗎？”蔣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在蔣介石的會客室中，兩人隔著“楚河漢界”擺開了陣勢。蔣介石問：“周先生是要藍子還是要用紅子。”周恩來手中早抓住了一個紅“帥”，說：“我就用這個吧！”蔣介石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隨即排兵布陣，大有猛虎下山之勢。周恩來見蔣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陣。無疑，蔣介石不諳對方看似平常的陣勢，加上求勝心切，想先發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襲之術，首先來個當頭炮，直逼紅帥大本營。接著又是沉底炮，雙炮齊上的火炮攻勢，使周恩來的“帥”幾乎無路可逃。蔣介石雙眉一挑，對周說：“這一著，周先生大概還未想到吧！”周恩來卻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將早已備好的“車”、“卒”，緊密配合，齊頭并進，不幾，就在對手不經意間化險為夷了。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對方戰術非同一般。在場的兩方“觀戰”人，無不佩服周恩來高超的棋藝。蔣介石邊走子邊問：“周先生你從小跟過名師？”周恩來笑道：“下棋不過是一個小玩意兒，哪從什么師哦。”其實蔣介石哪曾知道，周恩來5歲就開始下棋，到9歲時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點是后發制人，一旦看準戰機，既敢拼殺，又善誘敵，臨危不亂，處險不驚，獲勝不驕，往往以少勝多，以劣勢而轉危為安，直到最后勝利。第一盤蔣介石輸了。第二盤，蔣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時便節節敗退，多次進攻都被對方化解，不免有些緊張起來。人們發現他的額頭上已滲出一些汗珠。而勝利在握的周恩來穩扎穩打，妙用“卒”、“車”、“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藍棋之“將”。蔣介石一時亂了陣腳，來了個傾巢出動。可是戰局已定，他無法挽回危局，只得丟卒保車，最后到拋車護將。周恩來問：“蔣先生，你看怎么辦？”蔣介石有些不高興地說：“我看還是和了吧！”一旁觀戰的王若飛趁機插話說：“不，我看藍棋輸定了，紅棋必勝，豈能以和了之。”蔣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聲長嘆：“周先生棋藝果然名不虛傳，我蔣某算是領教了。”周恩來一語雙關地笑道：“蔣先生的火炮攻勢還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誤在于輕視我的這些小米加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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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陳獨秀,章士釗,民國,法庭,危害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文章提交者：貓眼炯炯如炬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作為一個現代有影響的人物，陳獨秀的一生是頗為復雜的。筆者謹將早年從家父雷彬章口里聽到的一段龍門陣擺出來，供讀近代史和愛好遺聞軼事者參考。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經第一特區法院略事詢問，即將同案人犯引渡給上海市警察局。接著蔣介石命令將陳等解押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蕓、王子平、郭鏡豪、梁有光、王鑒堂等），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派軍法司司長王振南審理。這時全國各地報紙紛紛發表消息，國內和國際的著名學者如蔡元培、楊杏佛、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人都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蔣介石在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下，被迫批示，由軍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審理。于是，陳氏等由軍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羈押（因軍事法院審理不公開，不得請辯護人。地方法院則反是，故蔣氏為平民憤，而將陳氏改由地方法院審理）。當時陳氏被控為“危害民國罪”，按規定應由江蘇高等法院審理。但高等法院設在蘇州，如果將陳氏押往蘇州，恐怕會出問題，于是蘇州高等法院派庭長胡善稱到南京組織法庭審理陳氏等。蘇州高等法院檢察處也派檢察官朱雋到南京為公訴人。當公審陳氏的時候，法院內外人山人海，旁聽席內擁擠不堪，法庭外也擠滿了人：不僅南京萬人空巷，還有從上海、蘇州、杭州、鎮江等地專程乘車、坐船趕來旁聽的人。其中以學生最多。審理開始，書記官宣布審理陳獨秀等“危害民國罪”一案。審判長胡善稱命令帶陳氏到庭。陳的辯護人章士釗律師入席就座。審判長訊問陳獨秀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有無前科后，便請公訴人提出公訴。公訴人朱雋宣讀起訴書，認定陳氏犯“危害民國罪”，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提出公訴。審判長問陳為什么要推翻國民政府。陳朗讀他的辯護狀回答：第一，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占東三省，采取不抵抗主義，甚至馴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顏投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竟成國民黨政府之金科玉律。兒皇帝將重見于今日。”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二，“國民黨吸盡人民脂膏以養兵，挾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屠殺異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議親議貴之列。其對共產黨人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滅真正共產黨人，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周幽王有監謗之誣，漢武帝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所謂民主共和也。千年之后之中國，竟重興此制，不啻證明日本人斥中國非現代國家之非誣。路易十四曾發出狂言‘朕即國家’，而今執此信條者實大有人在。國民黨以刺刀削去人民權利，以監獄堵塞人民喉舌。”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三，“連年混戰，殺人盈野，餓殍載道，赤地千里。老弱轉于溝壑，少壯鋌而走險，死于水旱天災者千萬，死于暴政人禍者萬千。工農勞苦大眾不如牛馬，愛國有志之士盡入囹圄。”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國家將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見中國人民輾轉呼號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斗也。”陳氏這番話，博得大眾的稱贊，覺得他說出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旁聽席上，有的點頭，有的微笑，有的對身旁的人小聲細語：“對，言之有理。”接著，審判長又問：“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國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國罪嗎？”陳氏回答：“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也。此近代國法學者之通論，決非‘共產邪說’也。以言土地，東三省之失于日本，豈獨秀之責耶？以言主權，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豈獨秀簽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張建立人民政府，豈殘民以逞之徒耶？若謂反對政府即為‘危害民國’，此種邏輯，難免為世人所恥笑。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靖政府和袁世凱，而后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已兩次叛國矣！荒謬絕倫之見也。”陳氏的話還沒有說完，旁聽席上已發出了笑聲。笑聲越來越大，以致審判長胡善稱不得不站起來制止。他對陳獨秀說：“你只能就你的罪行進行辯護，不得有鼓動的言詞。”陳獨秀回答說：“剛才我的話難道不是正對著你們的起訴書所強加給我的罪名進行辯護么？好，你不要我說話，我就不說了。”胡善稱說：“不是不要你說話，只是要你言詞檢點一點。”陳氏繼續說：“余固無罪，罪在擁護工農大眾利益，開罪于國民黨而已。予未危害民國，危害民國者，當朝袞袞諸公也。冤獄世代有之，但豈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許工農，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強加予罪，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也。法院欲思對內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予之無罪，并責令政府賠償予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的損失。”陳氏說完，章士釗從辯護人席上起立，為陳獨秀辯護。他說：“本律師曩在英倫，曾問道于當代法學家戴塞，據謂國家與政府并非一物。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之總稱也；政府者政黨執行政令之組合也。定義既殊，權責有分。是故危害國家土地、主權、人民者叛國罪也；而反對政府者，政見有異也，若視為叛國則大謬矣。今誠執途人而問之，反對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瘋狂即為白癡，以其違反民主之原則也。英倫為君主立憲之國家，國王尚允許有王之反對黨，我國為民主共和國，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黨存在耶？本律師薄識寡聞，實不惑不解也。本法庭總理遺像高懸，國人奉為國父，所著三民主義，黨人奉為寶典。總理有云：‘三民主義即是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為何總理宣傳共產，奉為國父，而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乎？若宣傳共產有罪，本律師不得不曰龍頭大有人在也。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偵騎四出，羅網大張，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獄中，何苦來哉？為保存讀書種子，予意不惟不應治罪，且宜使深入學術研究，國家民族實利賴焉。總上理由，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陳獨秀見章士釗的辯護詞中有“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的話，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合，且有搖尾乞憐、賣身投靠之嫌。故當章氏發言畢，他立即聲明：“章律師的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陳獨秀和章士釗的辯護狀，國民黨以“不得為共黨張目”為理由，禁止各報登載。章士釗回到上海后，將檢察官的起訴書、陳獨秀的辯護狀、自己代陳獨秀辯護的辯護狀匯集成冊，定名為《陳案書狀匯錄》，交給與陳氏有密切關系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印了一百多冊，分送有關人士。筆者父親雷彬章當時任上海法院檢察官，也得到了一冊。因此筆者能窺得陳、章二氏文章的全豹。陳案辯論終結后，高等法院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5年。章律師促陳氏上訴最高法院。陳氏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改判為有期徒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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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黃金,蔣介石,負責人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1950年12月17日，臺北臺灣銀行金庫的藏金。圓桶外的封條上有“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這是國民黨政府國庫黃金運臺的最有力證據。核心提示：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臺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后，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于日后進一步挖掘。1948年底，預感到將要失去大陸的蔣介石，開始有計劃地將國庫黃金運到臺灣。由于種種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黃金運臺之事一直處于秘而不宣的狀態，它流于各種野史中，卻極少見于正式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教授吳興鏞開始了這段復雜而艱澀的調查。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曾擔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之久，從表面上看，他的職位并不高，但是這期間所管理的軍費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難時期（1948～1949），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吳興鏞的調查，讓我們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事件。口述◎吳興鏞主筆◎李菁浮出水面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美國留學，每年放假回臺灣，我都去書攤上看看。我在臺大讀書時，有一位同班又同寢室的好友叫王尚義，他的妹妹王尚勤與李敖相戀并生下一女。王尚義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時我會翻看被稱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書，也想看看有沒有關于王尚義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書攤上隨手翻看李敖編著的《蔣介石研究》一書，竟然在書中發現了一張我父親的肖像，文章稱我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讓大家“別忽略這個人”，還說吳嵩慶是除俞鴻鈞（注：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臺灣的重要人物。李敖的文章讓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過，那時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醫學上面，對父親的事情沒什么興趣。另外，黃金運臺之事，在臺灣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父親在家里也從來不談公事，所以我壓根兒沒有想過向他核實李敖書中所說之事。1990年，我在洛杉磯的朋友陸鏗恰巧也在臺北，有一天我請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紹他跟我父親認識。陸鏗以前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日報》采訪部主任，對國民黨的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別前他突然問我父親：“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父親遲疑了一下，但馬上斷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1991年9月，90歲的父親在臺北去世。父親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父親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46年一直寫到去世的那個星期。91歲的母親將父親留下的日記都交給我，讓我帶回美國。父親是一個本分的公務員，他在日記中很少點評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個人情感，只是忠實地記下每天的工作。父親的這些日記帶回來后，我也一直無暇顧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當年離臺赴美國的那一天，父親是否記了什么，結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記錄一天的公事外，一點也沒提送我上飛機的事情。1996年，是父親去世5周年，臺灣《傳記文學》邀我寫一篇關于父親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開始仔細翻閱那些日記，我也漸漸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歷了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寫的《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后，還引起一些轟動，大陸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有關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這么多年來，兩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黃金運臺事，這些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繼續搜集資料，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尋訪父親的老朋友、老下屬。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蔣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記。得知這個消息，我幾次從洛杉磯驅車趕到舊金山去看這批日記，沒想到在里面發現了非常關鍵的資料，之前很多的推測也得到了核實。蔣介石的這批日記里多次提到了“吳嵩慶”，也就是我的父親，每次日期都與我父親的日記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無論是父親的日記，還是我走訪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都是零散的、枝節的，蔣介石的日記讓我看清了黃金運臺的整個大脈絡，就像一幕劇一樣，劇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預支軍費”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的父親，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預算財務署”的署長，這一職位級別是中將。財務署以前的名字叫“軍需署”，抗戰勝利后，在美國顧問團建議下，“軍需署”改成“財務署”，其目的是希望將軍費納入到國家財政的預算體系，軍隊的開支由國家撥款給財務署，再由財務署去中央銀行支取這筆費用，由財務官發放到軍隊里。1949年9月，又改組為“預算財務署”，兼管軍事預算。我后來看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對舊的軍需系統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財務署，能與國防部與財政部協調，核算確實軍隊人數，清除國民黨隊伍中“吃空餉”的積弊。那時候，國共內戰已經開始，父親也很難按照原來的設想工作。戰爭機器一開轉，國民黨政府便要不斷增加軍費預算，父親在日記里也記下，他一次次開會追加財政預算之事，“中央銀行已感覺吃力”。作為財務署署長，父親那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給同中共軍隊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餉與戰費。父親1949年1月9日的日記記著：“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萬。”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虜，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殺。從1949年1月初開始，父親的日記里開始頻繁出現“中央銀行”的字眼，也屢次提到財政部長徐堪、央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蕓等人，似乎是在商議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記里，父親又提到他專程趕到上海，“與俞（鴻鈞）、劉（攻蕓）二總裁等洽辦”，并“擬草約”之事。父親的舉動，在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里，得到解讀。蔣經國在書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這一天的日記：“今日父親（注：指蔣介石）派我赴上海訪問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這里的“現金”，就指國庫里存的黃金和銀元。父親日記中所提到“草約”之事，也與此相關。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共的軍事進攻和桂系逼宮的困境中內外交困，他更堅定了另起爐灶的決心，而國庫黃金是他“東山再起”的重要砝碼。此外，當時還有正在與中共交手的200萬國民黨軍，包括胡宗南的30萬精銳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不想放棄自己的嫡系部隊，他覺得要對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們最終像邱清泉和黃百韜那樣走上自殺之路。這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蔣介石的計劃是，讓我父親以“財務署署長”的身份，用“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黃金提出來“保管”。從蔣介石日記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徐堪對此都猶豫不決，副總裁劉攻蕓等人甚至公開反對。所以蔣石想出的辦法是簽“草約”，我推測，蔣介石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么事情你們不必負責。”為了在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妥協，父親在日記里提到，他提議“先支半數”——也就是國庫黃金銀元外匯的一半作為預支軍費。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應該說也算是合法的。雖然等到真正開始運輸黃金時，他已不在臺上。關于這一批黃金的運輸時間，大概可以從美國合眾社1949年1月21日這一天發表的一條新聞中推理出：“國民黨政府昨晚深夜在外灘戒嚴……當時中央銀行運出許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貴重的物資。據推測，這批箱子裝的是金條等固體擔保物。該行正將這批擔保品運往華南某城市或臺灣安全地方，據信國民政府正將財寶南運，以免落入解放軍手中……”現在看來，這一批黃金的運出，顯然是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這一批90多萬兩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由父親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交給海軍，用海軍的“昆侖號”、“峨嵋號”運輸艦運的，先從上海運到廈門，存放在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里，也就是在現在鼓浪嶼島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軍攻破福州以后，這筆黃金才被轉移到臺灣財務署在臺北信義路邊上的保管庫里。蔣介石顯然為黃金轉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出任廈門警備司令，侍衛團的軍需官王逸芬調任臺北財支處主任，是財務署在臺北的負責人。這樣，黃金運輸的整個鏈條都在他的控制之中。2007年，我特意從美國到廈門，想實地考察一下當年這條上海—廈門—鼓浪嶼—臺灣的運金路線。我跑到鼓浪嶼的中國銀行，找來了經理冒冒失失地問：“你們的地下倉庫在哪里？”經理回答：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筑，沒有地下金庫，他也不知道原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哪。正在我沮喪之際，我后面出現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葉力，是一位建筑師。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負責把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打掉的。他帶著我看了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原來倉庫的位置，現在建了個錢幣博物館。實際上，被父親以“預支軍費”名義轉走的金銀以及7000萬美元，當時已引起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的警覺。1949年6月1日，立法院還專門質詢此事。蔣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記寫道“……幸有前財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種現款，只有（值）二億七千萬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其實，有無“7000萬美元之逃避”，蔣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日記里心有余悸地稱“幸”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7000萬美元的外匯，據李宗仁回憶，在蔣介石下臺前，曾讓國民政府撥1000萬美元給毛邦初供空軍在美采購，后來毛邦初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發生矛盾，卷款而逃，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轟動一時的丑聞，當時我父親還奉蔣介石的親筆手令調查此案。啟動黃金轉移其實父親與俞鴻鈞、蔣經國以“預支經費”而轉走的90多萬兩黃金，從時間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了第一批黃金轉移。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灘全面戒嚴。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兩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從位于外灘的“中國銀行”側門走向海邊，此時，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在巡航監視。這個情景當時被住在華懋飯店（注：今和平飯店北樓）的《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憑借新聞記者的敏感，他斷定挑夫所挑的那個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他立刻從黃浦灘路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華商報》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轉載了這條消息。黃金歸中央銀行所有，為什么當時卻是從中國銀行運出來的呢？我后來幾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實地勘探外灘，才終于明白：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和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庫里。因為運送黃金的行動極為秘密，國民黨官方檔案也絕少提及，那么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所報道的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這一次究竟運走多少黃金？各種正史和野史，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歷來眾說紛紜。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由費正清等主編的《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中國最后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這樣一段話：“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臺灣。”李度的文章后來被廣為引用，他所說的80噸，相當于260萬兩黃金。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回憶，央行的黃金實際上是分兩次運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從上海運走了200.4萬兩黃金，由海軍“美盛號”護航，直接由上海運到基隆。第二船次，57萬兩黃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萬塊銀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后來轉運臺灣。運送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里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是美國“二戰”后退役的獵潛艇。為什么要選擇海關的船只而非軍艦運送，我推想，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國民黨高層已經認為海軍不可靠了。因為國民黨海軍內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政府的海軍共有90多條軍艦起義，連這次護航的“美盛號”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當時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海星號”船員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時不小心將木箱跌碎，才發現運的是黃金銀元。在海關潛伏的地下黨于是動員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運黃金，所以父親經手的那筆黃金，才又“冒險”啟用軍艦運送。黃金運到臺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臺灣沒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臺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蕓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臺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于中央銀行國庫，只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臺。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后來在臺灣的關系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愿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臺灣局勢穩定之后，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臺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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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叛變者,中共一大,結局,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新華網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XX、董必武，后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布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后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XX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里，筆者對他們落伍后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二號巨奸陳公博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后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后，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后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臺。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后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臺，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九一八”事變后，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奸。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系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盡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前途，關系到黨的前途，關系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干凈些。投機能手周佛海中共一大閉幕后，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后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后，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后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系。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云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后來會背叛他。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愿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并親自擔任頭目。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奸，占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后，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但漢奸畢竟是漢奸。隨機應變，反復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并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愿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杰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并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個來月后，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后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于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干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分裂元兇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后來由于激烈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戰略，并在黨內組織小集團，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銳批評。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他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釗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亦同時獲救。出獄后，其變節行為被隱瞞了下來。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該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在這里，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錯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長征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妄圖用武力挾持黨中央，分裂紅軍。他還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可以說，張國燾是我黨歷史上鬧分裂的元兇。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鑒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4日即清明節前一天，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陜西祭掃黃帝陵。正值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也在拜祭。祭畢，他便一頭鉆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4月7日，國民黨安排他去了武漢。在武漢，張國燾拒絕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對他的批評和挽救。4月17日，周恩來與他作了最后一次談話，向張國燾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次日，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做出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自此，張國燾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死心塌地地在國民黨營壘里干了長達十年的特務勾當。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張國燾已無利用的價值，被國民黨當局踢出局，他只好攜帶家眷逃到臺灣。次年冬，又遷居香港，以辦雜志維持生計。中共八大召開后，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陸的念頭。他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中共中央答復，回來可以，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承認錯誤。張國燾雖早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當中共中央真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考慮再三，他最后還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陸了。張國燾晚景凄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約他寫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得了一筆收入，生活費用才有著落。以后十余年，張國燾靠賣版權為生。1968年，他和妻子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住進免費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風燭殘年。1976年張國燾中風。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落伍之人包惠僧中共一大后的頭幾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參與編輯《勞動周刊》，后來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1924年，他奉黨組織之命加入國民黨。1925年2月，蔣介石、周恩來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分學生首次東征，留下校部的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愷給蔣發電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介石回電說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來、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說。此時，包惠僧官運亨通，身兼數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洗了出來。此后，他輾轉于湖北老家、江蘇、上海等地避難。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便脫離了共產黨。脫黨后，包惠僧在上海幫他人辦《現代中國》雜志，以賣文為生。1931年，他憑借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共過事的關系，當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后來任軍委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該部人口局局長。1948年，包惠僧帶著家眷到了澳門。在澳門，包惠僧一家人靠發放的那點遣散費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臺灣還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門的問題上，包惠僧猶豫不定。這時，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毛XX寫了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發了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要求回北京。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來與包惠僧作了長談，并將他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后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不久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沖擊。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離開人世。托派分子劉仁靜中共一大閉幕后，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志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后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后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斗爭。斗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并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后，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后，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里搞得烏煙瘴氣。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并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并通過關系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陜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后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并從事編譯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沖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后因毛XX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后過起了“隱居”生活。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采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并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于一生復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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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官場之怪現狀：贈媳獻妻官場,民國民國官場之怪現狀：贈媳獻妻www.hxlsw.com|來源：《民國高層腐敗實錄》|李偉怪現狀無獨有偶晚清小說家吳趼人，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本書主要暴露晚清官場的空前窳敗，以及社會道德風尚的嚴重墮落。作者說若要做官“先要學會了卑污茍賤，又要把良心擱在一邊”。貫穿全書的一個茍觀察，就是這種“鮮廉寡恥、不怕難為情”的官吏代表。茍才是茍觀察的姓名。茍才的兒子死了，留下年輕美貌的媳婦。他先要媳婦守寡，后來打聽到他的上司制臺大人非常好色，就動起媳婦的念頭，要把媳婦送給制臺做姨太太，為他鋪平升官的道路。小說這樣寫道：夫妻(茍才與其妻)兩個走到少奶奶房里，雙雙跪下。嚇得少奶奶也只好陪著跪下，嘴里說道：“公公，婆婆，快點請起，有話好說。”茍才雙眼垂淚道：“媳婦啊！這兩天里頭，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望媳婦大發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公公、婆婆，且先請起，凡事都可從長計議。”茍才夫婦方才起來，姨媽便連忙來攙扶少奶奶起來，一同坐下。茍才先說道：“這件事本是我錯在前頭，此刻悔也來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婦從小就知道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所以從寡居以后便立志守節終身……卻不料變生意外。”說到這里不說了。茍才站起來，便請了一個安道：“只望媳婦順變達權，成全了我這件事，我茍氏生生死死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說著便大放悲聲……茍太太一面和她背著背，一面說道：“少奶奶別哭，恐怕哭壞了身子啊！”少奶奶聽說，咬牙切齒的跺著腳道：“我此刻還是誰家的少奶奶唷？”茍太太聽了也自覺得無味，要待發作她兩句，無奈此時功名性命都靠在她身上，只得忍氣吞聲。為著升官發財，出爾反爾，不惜獻出自己的媳婦，前面這段情節把清末官場寫得入木三分。無獨有偶，民國官場也同樣有類似這樣的丑聞，甚至是為升官而獻出自己的妻子。這自然不是小說家言，而是真人實事。重門第宋子文高攀未成且說清末李鴻章舉辦“洋務”時，有個得力助手叫盛宣懷。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他先后創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接辦上海機器織布局(改名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原屬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等。1908年，清廷又任盛宣懷為郵傳部右侍郎。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勢傾朝野、富可敵國。后來日本人覬覦中國的煤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與盛宣懷密商中日合辦，遭到全國人民強烈反對。驚惶中盛宣懷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留下一份龐大的遺產。宋子文曾和盛家有不同尋常的關系。1918年，宋子文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到上海。回國后，宋子文頗想施展自己的抱負，有一番作為。恰好盛家的企業漢冶萍公司需要一個既懂英文又能策劃全盤業務的秘書。宋子文的外祖母倪家和盛家是舊交，就通過這關系，宋子文被介紹到盛家。這時掌管盛家產業的是四公子盛恩頤(號澤臣)，見宋如獲至寶，委以重任，讓宋子文代他主持漢冶萍公司上海總辦事處的全盤業務。宋子文自幼受父母影響，在美學習多年養成嚴格遵守時間的良好習慣。上任以后，他每天上午準時到盛公館向盛澤臣匯報請示工作。哪知盛澤臣是個癮君子，以白天當夜晚，這時高臥未起，使宋子文空坐客廳等待。好容易盛澤臣出來了，但他睡眼惺忪，呵欠連天，心不在焉。這時宋子文頗想拂袖而去，另謀高就。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盛宣懷遺孀莊氏夫人和盛家七小姐盛謹如對他特別尊敬和器重。每當宋在客廳空坐等待時，盛老太太和七小姐就出來熱情接待，使他不再有枯坐寂寞之感。那位盛七小姐是上海灘有名的美人，性格開朗，舉止大方。她看到宋子文經常在客廳等待兄長，過意不去，想出一個主意，請宋子文每天抽出一些時間教她英文。他自然樂于接受，時間就定在每天來匯報工作前，一舉兩得。這樣兩人之間就天天接觸，耳鬢廝磨，逐漸由文字之交發展成互相愛慕。許多社交場合就看到這一雙儷影了。外人也把他們看作一對情侶。他們雙方的朋友，也進一步周旋、玉成，以便使有情人能成為眷屬。宋老太太倪桂珍，知道兒子的心事后，就請出媒人到盛家去提親。盛老太太先一口應允了。事后她又想，自己就只有這一個親生女兒，對親事一定要慎重。她是個婦道人家，一時難拿定主意，不如同親戚們商量商量。哪知這些盛家的親戚都很保守，看重門第，對宋家沒有好的印象。認為宋家是吃教會飯的，根底不正，充其量不過是誦洋詩、唱洋歌、拉洋琴起家，門不當戶不對，他們在莊氏夫人和盛澤臣耳邊常常絮絮叨叨講這些話。盛府這兩個當權的也就動搖了，以“防閑”為名，不再讓宋子文教七小姐英文，并禁止七小姐和宋子文見面和外出。最后盛澤臣干脆出面，把宋子文調到漢陽，讓他任漢冶萍總公司會計處科長，來個釜底抽薪。后來，宋子文到了廣州，在國民黨發生財政危機時，顯出他的才能。1924年，宋子文任中央銀行經理。宋子文對這樁沒有成功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懷。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子文任財政部部長，極力主張沒收盛家財產。因盛家走了頗有關系的人的門路，得到蔣介石的諒解。沒收財產之議擱淺。不過，宋子文雖然沒有娶到盛家小姐，后來盛家的媳婦卻自動獻身于宋子文的外甥。“水果策略”——占便宜有道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盛宣懷死后盛家的實力逐漸衰微。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這時蔣介石已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成為舊中國的“鐵腕人物”。既然蔣宋聯姻，宋子文自然也一榮俱榮。雖然宋美齡議婚時，這位舅爺曾加以反對，幾乎兄妹決裂，后來由譚延?出面調解，終于說服宋子文同意這樁婚事。成婚后，宋子文自然春風得意了。這里要說的是蔣介石的另一位姻親，即是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在蔣宋聯姻中，宋靄齡是極力促成的，因此事后蔣介石非常感謝這位大姐和連襟(孔祥熙)。自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投桃報李，讓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長，后農業部與工商部合并，孔祥熙又擔任實業部部長，以后又任財政部部長……一帆風順，聲勢顯赫。這時就有不少趨炎附勢的來依附孔祥熙，其中就有盛宣懷的后裔。且說孔祥熙夫人宋靄齡，是宋查理(中文名耀如)的長女，小時聰明伶俐，而且天性機靈，像男孩一樣頑皮。5歲時，宋查理帶著她去見馬克諦耶女子學校(即上海中西女校)的校長海倫·理查森。馬克諦耶是上海專為外國小姐開設的最時髦的學校。小靄齡要進這個學校讀書(后來宋慶齡是7歲進此校，宋美齡是5歲)。宋查理說明情況，理查森女士同意讓靄齡作為特別生入學。她將親自輔導靄齡。多少年后，宋靄齡還記得開學那天的情況。那天，她打扮得整整齊齊，穿著一條綠褲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辮子上系著蝴蝶結，右口袋里裝著一小盒卡拉德和鮑澤公司的黃油硬糖，左口袋是一小盒該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親坐在前一輛黃包車上，后面一輛車上放著一只嶄新的黑皮箱，里面裝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學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寫著名字。宋查理把她留在理查森女士的書房里，走出屋把沉重的門關上之后，她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這時，她忽然聽到對面的窗子上有輕輕的敲打聲，一個和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孩，趴在窗臺上向她搖手，意思是勸她不要哭……這個女孩也是一位中國的富家小姐，后來成為宋靄齡在中西女校時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她就是盛宣懷的第五個女兒。在她們讀中西女學的整個階段都親密無間。后來這一雙女友卻有不同的遭遇。沒落了的貴族小姐——盛五小姐在及笄年齡時嫁了臺灣的林家，成為平平常常的林太太。而宋靄齡呢，先是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后來嫁了孔祥熙，再說她兩位妹妹都是中國“第一夫人”，宋靄齡的顯赫自不用說了。這時林太太就想利用過去的同學關系來高攀宋靄齡，來解決宋盛兩家之間的一段不愉快。那就是宋子文追求盛七小姐被拒的這件事。盛五小姐(林太太)第一次登宋靄齡公館，是帶著她的七弟弟盛昇頤(盛宣懷的第七子號臣)夫婦。宋靄齡接待了他們，林太太憑著她的三寸不爛之舌和盛家的禮物，使她和盛臣成為孔門常客。那盛臣夫婦也是基督徒，每個禮拜都參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禮拜，聽牧師講福音。這條西洋式的終南捷徑，使盛臣成為宋靄齡身邊的親信人物，登上高的官位已是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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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國民黨,中共,臥底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文章提交者：shahu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伙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最后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列，成為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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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研究生復試現場：答題觀點不可過于偏激研究生,現場,偏激,復試,答題走進研究生復試現場：答題觀點不可過于偏激2010年03月19日13:52跨考教育一、“面試技巧就是談自己熟悉的東西。”講述者：劉欣(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07級語言文字學碩士研究生，復試成績排名該專業第一)提及復試，很多人都會問“面試有什么訣竅？”“要注意什么技巧？”等問題，其實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并沒有什么太過具體的技巧。我的體會是，考生在回答導師的提問時，應盡量地將話題轉向自己熟悉的領域。比如，在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往往會談到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這些愛好一定要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是近期經常接觸到的。因為很多老師的提問極有可能根據考生的自我介紹而展開。我學的是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因此在進行自我介紹時，提到自己對古漢語語法非常感興趣，老師便順勢和我談起了《史記》中的一些語法現象，正好這本書是我在復試之前每天必讀的書，對于其中的內容非常熟悉，所以在面試時就回答得比較流暢。面試最忌諱夸夸其談。我曾在面試時碰到過這樣一個考生，他把自己高中、本科期間發表的散文、小說等作品都拿了出來，并用許多溢美之辭來形容自己的寫作能力，然而他在回答關于文字學專業知識的問題時卻啞口無言，前后的表現反差如此之大，自然導致復試失敗。我們學校采取公開面試的方式，所以在面試中，我除了準備自己的發言外，還十分注意聆聽其他同學的回答，看看別人哪些地方發揮得好，哪些地方是我應該特別留心的。我發現老師在面試考生時，還喜歡和周圍其他的學生進行目光交流，如果碰到這種情況，我們要抓住機會加深自己在老師眼中的印象。比如，適當地點一下頭，和老師進行目光接觸等等，都非常有用。有的老師比較幽默，你可以在他說完話后微笑一下，表示對老師幽默之處的理解和贊同。這個方法我在面試的時候就使用過，感覺很好。二、“關注面試老師的研究成果。”講述者：小胡(湖南大學建筑環境與設備工程專業07級碩士研究生)在我們學校，面試的先后順序是通過抽簽決定的。當時我抽到了第一個面試的簽，我非常意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我想，這回肯定沒戲了，第一個面試的人往往是用來襯托后面的人。但想歸想，我還是硬著頭皮走進了考場。記得考場很大，里面坐了一排老師，都用親切和藹的目光看著我，有一位老師甚至主動對我點頭微笑，我心里暖暖的，懊惱很快就沒了蹤影。“沒事，我一定會順利通過的！”我暗暗告訴自己，我是第一個向面試老師展現自我的學生，也應該是第一個給老師留下好印象的學生啊。面試的第一步是自我介紹。由于我在復試前早早打好了自我介紹的腹稿，所以我的表達清晰流暢、簡潔扼要，給老師們留下了不錯的第一印象，也使我在接來下的面試中信心倍增。回想我的面試經歷，體會最深的是面試前要做好準備，尤其是要多關注面試老師的研究成果。面試前，我利用網絡關注過所報考學校專業老師的研究成果，同時上中國期刊網瀏覽他們曾經發表的論文，以做到心中有數，對于一些我認為寫得精彩的論文我還特別仔細地進行研讀，對其中的觀點了然于心。讓我沒想到的是，面試時我抽到的題目正好與之前我看到的其中一位老師寫的論文關系密切，于是我便大膽地在回答中引用該老師在論文中所闡述的觀點，同時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后來我看到那位老師一直在微笑。最后，主考的老師問我，這些看法是你自己的還是從哪里看到的，我便很誠實地回答了。所以，我的經驗說明，即使是作為第一個面試的考生，也千萬不能慌張，大家的機會是均等的，充分展現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咨詢師特別提醒各位即將走進復試考場的同學，準備充分，對學校、對專業、對老師要做仔細研究，并且注意在復試的過程中多于老師進行互動，給老師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三、“面試要表達流暢，抓住重點。”講述者：阿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07級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復試成績排名該專業第三)我們學校的復試分為筆試和面試，筆試只有一個小時，共有兩道題，都是論述分析題，考生可以任選一道作答。其中的一道題目我感覺似曾相識，題目設計得很開放，考生能根據題目要求自由地闡述觀點。當時我順著自己的思路一鼓作氣寫完后才發現，我的回答都快頂上寫一篇論文了。接下來就是面試。面試的流程可能各個學校各有不同，有的學校采用公開問答的方式一起面試，而有的學校則采用考生輪流進入考場，單獨接受導師組提問的面試方式。我感覺我們學校的面試有點兒像“審訊”──一個人進去，七八分鐘之后出來。當我進入考場時，一位老師拿著盒子走到我面前讓我抽題號(每個人抽兩道題，題目都不同)。我拿著抽到的題目一看，感覺都比較熟悉，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接著，我開始作自我介紹，其實這些內容我早就背好了，比如自己的興趣是什么，有什么愛好，以及我選擇這所學校、這個專業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全被我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感覺老師們對我的自我介紹還挺滿意。之后，我開始回答剛才抽到的問題。因為連準備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在回答時也只能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沒有形成太符合邏輯的思路，不過我的表達還比較流暢，也沒有結巴。最后，就是老師的問答，其實和聊天差不多，有位老師問我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的，家鄉有什么風景名勝等等，感覺很親切。似乎復試越進行到后面就變得越容易了。現在想來，我在復試中之所以能被老師認可，可能與我臨場發揮有很大的關系。我在面試時語速適中，沒有磕磕碰碰，這是我平時經常注意訓練的結果。另外，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雖然沒有像事先想好的那樣，按照“第一”、“第二”類似的順序回答，但我能很快地搜集腦海中存有的知識，抓住重點，我當時就聽到有位老師小聲嘀咕了一句：“這個小丫頭挺會說的。”所以，我覺得面試最關鍵，最能直接地體現出一個人的能力。四、“準備是否充分決定復試成敗！”講述者：蔡蔡(中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07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管理專業碩士，初試復試成績均排名該專業第一)如果說初試主要考查基礎知識，復試則更側重于對個人能力水平的考查。初試結束之后的寒假，我選擇了待在家里復習。我大量地查找中國期刊網上經濟學方向的論文，全面了解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在短短一個月的寒假里，我把專業知識系統地復習了一遍。后來我才知道，這些準備工作對我在面試時的順利發揮很有好處。由于我的英語口語水平很差，寒假里我還瘋狂地練習英語口語。不僅經常在家里念念有詞，我還看了好幾部經典的英文電影，如《簡愛》和《傲慢與偏見》，看電影時。我會下意識地模仿影片主角說話的語氣和聲調。工夫不負有心人，我現在的英語口語水平有所提高，與那段時間的練習密切相關。所以，復試前的準備非常重要，它將直接決定復試的成敗。另外，我在初試之前就選好了導師，并把自己的簡歷和一些資料寄給了他。寒假的時候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導師挺熱情的詢問了我的初試感覺，告訴我要好好準備復試，并發了兩篇論文給我看。后來復試的時候我導師并沒有參加面試，但我覺得，他對我的幫助很大。咨詢師提醒各位即將走進復試考場的同學，復試前與導師先進行溝通也很重要，同時向師兄師姐了解復試的流程，有助于你緩解考前的緊張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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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黃繼光”——熊其佬黃繼光,熊其佬國軍“黃繼光”——熊其佬文章提交者：第二個ID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最近閱讀到一本不錯的書《國民黨十大王牌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十大王牌軍》（共產黨的）作家陳冠任最新的力作，其中有不少國軍有意思的軼聞趣事，竟然發現國民黨軍中也有“黃繼光”——國軍王牌第52軍（就是劉玉章劉大光頭那個軍）第2師的熊其佬，很有意思，現摘錄如下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二日（21日）拂曉，全師（即王牌軍第52軍第2師）開始了攻擊摩天嶺，第4團一舉奪取了“共軍”警戒陣地，接著“以高昂之士氣”前仆后繼，奮勇仰攻。而“共軍”則居高臨下，宛若他們就是掩體里的“優良射手”，槍法準不說，就是手榴彈也甩得忒遠。第4團攻打了好大陣子，不僅沒法攻上去，還死傷了不少“兄弟”。打著打著，一傷兵呻吟著說：“疼死我啦！有大炮的話，我就甩他幾炮！”這時團長才發現師長配屬自己的美國大炮還在山下放著沒用呢。于是，帶著眾人立即跑下山去，抬炮的抬炮，扛炮彈的扛炮彈，折騰到中飯后，才把那沉重的大炮挪上了山。炮兵開始射擊，迅速壓住了“共軍”的火力，步兵馬上“蹭蹭”地向“共軍”縱深陣地突擊，第4團終于攻下了小摩天嶺。接著，全團向右“旋回攻擊”，誰知前衛第1連又遇上克星，前頭一個地堡攔住這一百多號人馬，死活挪不前一步，一往前走，非死即傷。連長眼看被阻在小地堡前，很不甘心，一個勁地“督戰”，越“督”全連死傷越慘重。一個區區的小地堡竟然堵住了一個連的人馬，連長急得一個勁地搔頭，又是罵爹又是罵娘的。在這關鍵時刻一個“愣頭青”出現了。他就是班長熊其佬。這熊其佬人就如其名，炊事班做飯的伙夫出身，當了幾年伙夫，吃得胖如狗熊不說，還渾身冒傻勁，平時就是個二百五，能吃能喝，就是愣頭愣腦，全連官兵都稱他“傻兒”，或者干脆叫他“狗熊兒”。在連長提著機槍“督戰”著攻打這小地堡時，他是猛打莽沖，躥在前頭，誰知子彈卻不長眼睛，“撲通”一聲，將他狠狠地撂倒在地上。等他醒過來時，已是血染全身，身上好幾個子彈窟窿，他喘口氣都像抽風似的，還好他的神志倒還清醒，立即抬頭觀察四周希望有個同伴能救援自己。這時“共軍”地堡里射出的火力仍然十分熾烈，該連無法接近，剛才發起瘋沖上來的官兵全退下去了，一個個趴在毫無掩飾的山坡上死挨打，不時傳來一聲聲慘叫。地堡兩邊全是峭壁，雖然他們在云南時練過攀巖上樓，但這峭壁咋爬咋攀，他們都無一人能爬上去，因此要前進，還只能是對著地堡噴射出的火力往前沖。這樣去沖，自然后果不堪設想。這熊其佬生性莽撞，眼看后面的同伴攻打不上來，對自己不能施展救援，再拱拱身子，幾個彈洞還在咕咕地留著血，意識到自己怎么也挨不過今晚了。就是被扛回去也難被救活，氣得牙齒咯咯地響：“你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好過！”心一橫：死了就死了吧，但要死也要與“共軍”一起死！決死的心一起，他就啥也都不管不顧了，從一個死角悄悄地向“共軍”的地堡蠕蠕移動，爬一步，歇一會兒，中間由于用力過度還昏死過去好幾次，清醒過來后，又繼續往前爬，大有“我死也不讓你們好活”的蠻憨勁兒，他終于接近了地堡，突然奮力猛然一躍，投出一顆手榴彈，然后就用肥胖的身體把射口“堵塞”，“共軍”“噠噠噠”的機槍就這樣被他瞬間堵住了。趁此空隙，全連從后面一擁而上，終于把地堡和附近的陣地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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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周恩來每天走十幾分鐘吐痰防影響毛XX毛XX,周恩來1948年：周恩來每天走十幾分鐘吐痰防影響毛XX2010年03月19日人民政協報1947年初，黨中央實施戰略轉移，決定一分為三，組成前委、后委、工委。為適應形勢的變化，中央警備團的警衛工作也作了分工和調整，以毛XX、周恩來和任弼時組成的前委，警衛任務由團長劉輝山和政委張廷禎帶領部分部隊擔負；以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領導組成的后委，警衛任務由參謀長古遠興和政治處副主任常真帶領部分部隊承擔；以劉少奇、朱德等領導組成的工委，警衛任務由副團長張耀祠和副政委張宏帶領部分部隊負責。警衛中央各路首長的部隊，經過一年多的轉戰，于1948年四五月間，先后在河北平山縣會合。這時，我軍已由戰略轉移轉為戰略進攻，展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大決戰。保衛黨中央毛XX進北平提到議事議程。保衛黨中央和毛XX進北平，單靠原來的警衛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按照中央命令，為盡快適應新的情況和環境，警衛部隊開始大擴編。1948年5月4日，警衛團在平山縣東黃泥村召開了干部會議，會上宣布了在原建制3個營的基礎上，組建第4營。團直的騎兵連、機槍連、宣傳隊不動，從其他部隊抽調部分人員編成炮兵連和機炮連。通過擴編原來部隊增加了一個營，團直增加了兩個連。會議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會作了重要指示，他說:革命戰爭快要在全國勝利了，隨著革命的發展。我們的工作將由農村逐漸轉移到城市，中央將在全國勝利后進入大城市，并且要成立新中國人民政府。他要求大家搞好友鄰關系、群眾關系、內部關系，學會管理大城市，學會在大城市中做好警衛工作，圓滿完成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的任務，保持中央警備團的光榮稱號。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在會上也講了話，他就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進北平談了兩點意見:第一點要求大家不要保守，要與過去的不良習慣作斗爭。在工作上、政治上、軍事上、生活上都不能固守在農村中的老一套，要勇于學習新事物，要學會在城市里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的本領。第二點要求大家嚴格遵守紀律，絕不能腐化墮落、自由散漫，做執行城市政策和遵守紀律的模范。國民黨為了挽回失敗的大局，加緊對黨中央毛XX駐地進行轟炸。為保衛好黨中央和毛XX的安全。中央警衛團決定設立防空觀察哨，嚴密注視敵機飛行動向。觀察哨設在毛XX住地北面的小山上，哨所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一個半隱蔽工事。并挖有對空射擊掩體，架起了高射機槍，配備了警報器，還安裝了一部電話。觀察哨白天防空，夜間放哨。當時規定只要有3架以上的敵機向我方飛來，就要發出警報。一天上午9時左右，3架敵機朝黨中央毛XX駐地上空飛來，觀察哨立即拉響了防空警報。工作了一夜的毛XX，吃完早飯剛好睡覺，他身邊的警衛人員聽到警報，不顧一切地叫醒主席進了防空洞。兩三分鐘后，敵機飛了過去，安然無事。這時，周副主席給防空觀察哨打來電話，責問是誰叫拉警報的，哨兵回答說是團里規定的。周總理批評了哨兵。受到批評，大家都想不開。后來一件事情使大家想開了。周總理每天早晨起床都要咳嗽幾下將口中的痰吐出來，為了不影響毛XX休息，每天周副主席都要走十幾分鐘到后面的山后去吐痰。通過這件事情大家終于明白了周副主席的苦心。毛XX每天都為全中國解放而操勞，休息不好怎么能行。飛機來了還拉不拉警報。后來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最后決定還是要拉，做警衛工作，一切從黨中央和毛XX的安全出發，拉總比不拉好。萬一敵機真扔下炸彈，出了問題就麻煩了。部隊擴編工作完成后，警衛團對擴編部隊及時進行了教育，通過教育，大家工作學習爭先恐后，自發地搞起比值崗、比貢獻的活動。在對擴編部隊的教育中，領導反復強調:“這里是前方的前方，戰場的戰場。我們保衛黨中央和毛XX，就是睡覺時也要睜著一只眼睛。”并規定: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值崗一律上子彈。由于思想上的弦繃得太緊，值崗訓練太累，戰士們休息太少，有些戰士值崗時過分疲勞和緊張，結果有一個姓張的戰士在夜里值崗時出了事故，手里的駁殼槍走火了，子彈穿過周恩來副主席住房的玻璃打在墻上。警衛班的同志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驚醒，一個個沖出房門，跑向周副主席住處，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把小張的槍給下了。很快，警衛連長何有興也帶人趕來了。小張一見何連長，悔恨地蹲在地上抱頭痛哭。這時，夜間一向工作很晚的周副主席放下手里的文件，同鄧穎超一起走出房來，問明情況后，周副主席若無其事地上前一把將小張拉起來，拍了拍他的肩頭說:莫哭莫哭，好了好了，沒的事。然后對同志們說:今天我們就當作一次實地演習，大家演習得很好嘛，都回去休息吧！這時，周副主席叫住何連長。說:不要過分批評小張，他出了事故，夠難過的了，回去要多做安慰工作。這一點，也告訴同志們。發生這樣嚴重事故，團領導大為震動，通過這次事故，團里進行分析研究，查找了原因，大家感到，這次事故表面上看是由戰士引起的，但干部也有責任。這起事故是領導對部隊教育不當造成的。部隊剛擴編，人員成分新，團里只是強調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強調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當然這都是必須的，但及時組織他們學習警衛業務不夠，不少人在執勤中碰到情況不會處理。如:有的在執勤中發現了壞人，叫壞人在一旁等著，自己去向上級報告，結果壞人跑了。團領導一致意見，提高部隊業務素質是當務之急。部隊業務素質提高了，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進北平的準備工作才能落到實處。會上研究確定，集中力量編寫《武裝保衛教材》，全面開展業務學習。說干就干，團里組織有經驗的人員根據部隊實際情況編纂出了教材。教材實用性很強，部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業務學習，執勤能力有了顯著提高。在擴編后的5個月中，除了完成中央首長的住地警衛任務外，還完成了警衛中央各種會議324次，路線警衛和護送中央首長78次。在完成任務中，僅7連就捕獲國民黨特務8名，繳獲各種槍7支、子彈534發、手榴彈27枚。還截獲了企圖化裝潛逃的國民黨偽蒙邊“剿匪”總司令任勤多吉(國民黨軍中將、偽國大代表)和他的兒子、國民黨駐北平聯絡處長云勤多吉及5名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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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縣長,就地正法,軍閥,學校軍閥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有一個完整的省建制，叫“西康省”，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這個省份，“跑馬溜溜地山喲，一朵溜溜的云喲，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地城喲，月亮彎彎，康定溜溜地城喲”，這個“康定城”是西康省會，省主席劉文輝上將在此辦公。西康作為省份，醞釀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來，只有20年壽命，但在這短短的20年歷史中，有一種奇異的現象曾經格外引人注目。1939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攝制記錄片《西康》，他曾驚訝地發現，西康校舍大多堅固寬敞，相比之下，政府機構破爛不堪。在影片中，孫老師使用對比剪輯手法，突化了這個特點。此外，他還拍攝了大量圖片，其中兩幅頗具深意。其一是德格縣小學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氣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點也不寒酸。其二是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縣政府不是大樓，而是石頭壘起來的平房，為了防止倒塌，兩條長長的原木支撐著它的前臉。如果不是孫老師做了注釋，今人很難相信，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機構。孫老師問縣長:“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實際上，這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現象，并非西康省獨有，只是劉文輝對違反這種傳統的官員處罰最烈。想一想1916年的首都北京，有哪座政府建筑或商務駐地能比北大紅樓更強？紅樓在那個時代如此耀眼，除了里面坐著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還因為它是首都最高大氣派的洋建筑。在世俗社會中，這是一種奢望，是一種令人難以企及的榮耀。再想想1919年的清華圖書館，有哪座非教育機構敢與之比肩？清華圖書館一層是玻璃地板，商人來了，一樣覺得敬畏。清華科技館空調一轉，四季如春，沒有人知道原子彈功勛科學家大多在這里成長，但看到這樣的國內一流條件，你會相信頂尖級人物在別處出現嗎？在川康地區，握有實權的將軍紛爭不和，但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因為自己是讀書人，因此格外重視各級教育，最喜歡建學校和豪華圖書館——重慶市長楊森上將如此，四川省主席劉湘上將如此，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上將也是如此。劉文輝興建了成都建國中學，他兒子是共產黨校長，培養了一批地下共產黨學生，比如《紅巖》的作者羅廣斌。劉文輝的五哥劉文彩，抗戰期間耗資2.5億，興建人間最美麗的安仁文彩中學，他立碑言志，“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但他重金聘請各地名師，每年把2000畝良田的收入捐給學校，設立“清寒補助金”。重教之風，上行而下效，所以巴塘縣長趙國泰在公務之外兼做小學教師，代講語文課。最關鍵的是，這是一種精神和社會愿望，以犧牲眼前利益為成本，鑄造民族的未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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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記略廬山,國民黨,記略,訓練團,軍官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記略文／江西·賀　偉1933年7月18日上午，廬山五老峰下的海會寺正在舉行“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簡稱“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開學典禮。臨時修建的操場上，整整齊齊地站著1840名軍官，個個目不斜視，神情嚴肅。一身戎裝的蔣介石站在“軍人魂”三個大字的橫幅下面訓話：“我們軍官團這一次在廬山訓練，和民國13年總理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的意義，完全是一樣的。不過黃埔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責任，而今日廬山的使命，是要完成第二期的革命責任而已，也就是先要消滅赤匪，再來收復失地，完成安內攘外之大業，盡到我們第二期革命的責任！“現在的軍隊不成個樣子，腐敗、驕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團結、不統一，連小小的紅軍都不能打敗。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長沒有廉恥，沒有血性，沒有良心，不講禮義，喪失了革命精神。這是我們一般官長最大的恥辱，尤其是我做統帥的最大恥辱。“我們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區，與整個革命的成敗、黨國的存亡，統統都要看這次訓練能不能發生效力。所以希望各位教官和學員，認清這次訓練的重大意義。”靜聽訓話的軍官們都明白，這次廬山訓練，的確是大不尋常，切不可掉以輕心。一1933年5月17日，氣候還不太炎熱，蔣介石就從南京到了廬山。他要在這個幽靜的“夏都”好好思考一下黨國大事。1928年至1930年10月，國內連續爆發了寧漢戰爭、蔣桂戰爭、蔣馮戰爭和蔣馮閻大戰，蔣介石指揮戰斗力較強的嫡系部隊作戰并采取收買、分化等手段，取得了這幾次戰爭的勝利，中國局勢暫時趨于穩定。蔣介石宣告“深信本黨統一中國之局勢已經形成，叛黨亂國之徒，今后決無能再起”（蔣介石《告中央同志書》）。因此，躊躇滿志的蔣介石準備在國內全面實行獨裁統治，在不觸動當時中國根本矛盾的情況下，實施有限的改革。他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整肅社會，發展經濟。他在1930年10月10日為紀念“雙十節”發表的《告父老文》中提出了“整理財物”、“澄清吏治”、“發展經濟”、“厲行地方自治”、“肅清匪共”等五項政治措施。隨后召開的國民大會頒布了一些法規法令，力圖促進社會穩定，發展經濟。中國的經濟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壯大。但在此時，日本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占領我東三省，之后又準備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面對外敵步步入侵，蔣介石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一方面命令東北軍放棄抵抗，壓制國內抗日力量，另一方面調集大軍，抓緊了對蘇區的“圍剿”。蔣介石雖然在“五項政治措施”中提出“肅清匪共”，但他因連續擊敗了各路諸侯，有些飄飄然起來，根本沒有把紅軍放在眼里，認為他們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裝備又差，不堪一擊。直到連續碰了幾次壁之后，才發現自己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在軍閥混戰的幾年中迅猛發展，紅軍主力達到１０萬人左右，創建了贛南閩西中央根據地及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廣西左右江根據地等。蔣介石以前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各路軍閥上，現在騰出手來了，集中對付共產黨和紅軍。1930年12月，蔣介石抽調1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5天內，張輝瓚的第十八師被紅軍全殲，張輝瓚被紅軍活捉；魯道源的第五十師大半被殲，第一次圍剿失敗。1931年2月，蔣介石又抽調2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半月之內，國民黨軍四戰皆敗，被殲３萬多人，第二次圍剿又失敗。同年7月，蔣介石再組織3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兩個月之內，國民黨軍又連遭敗績，被殲３萬余人，第三次圍剿又失敗了。三次大規模圍剿都遭到失敗，蔣介石才慢慢清醒，開始正視紅軍的力量。1932年6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策劃部署第四次圍剿紅軍事宜。蔣介石吸取前三次圍剿因輕敵未派嫡系主力部隊參戰的教訓，決定派陳誠率12個師，充當進攻蘇區中央根據地的主要突擊力量。12月底，50萬大軍向蘇區撲來，各路將領都喜形于色，認為有中央軍主力參戰，一定能全勝而歸。誰知事與愿違，1933年2月27日，紅軍主力在黃陂、蛟湖一帶伏擊陳誠的第五十二師，全殲該師，師長李明負傷被俘；2月28日，紅軍主力又在霍源附近重創陳誠的第五十九師；3月21日，陳誠賴以起家、聲稱從未打過敗仗的第十一師在草苔區遭紅軍毀滅性打擊，只逃走了不到一團兵力。消息傳開，各路圍剿大軍兵無斗志，將不敢前，紛紛退回，第四次圍剿又遭到慘敗。蔣介石在寫給陳誠的手諭中，不得不哀嘆道：“此次挫敗，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第四次圍剿蘇區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方面，他承認自己以前低估了紅軍，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國民黨軍隊已是一支“喪失了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貪生怕死”、“腐敗、驕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團結、不統一”的軍隊。依靠這樣的軍隊想蕩平蘇區、消滅紅軍是不可能的，僅靠懲處一兩個將校也不能解決問題。此外，在蔣介石心頭，還有另一層憂慮。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中國東北，東三省很快淪陷。蔣介石在日本留過學，深知日本的國力、軍力均遠遠超過中國，日本人決不會只滿足于占領東北，中日間必將會爆發更大的戰爭。中國的國力本來就弱，軍隊裝備本來就差，軍隊又是如此紀律渙散貪生怕死，沒有一點戰斗力，連裝備很差的紅軍都無法打敗，將來中日一旦發生更大的戰爭，這樣的軍隊如何能與日軍抗衡？如何提高國軍的戰斗力，成了蔣介石的心病。他拋開一切事務，來到廬山，就是要認真思考這一問題，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二1933年5月27日，蔣介石在“美廬”召見賀衷寒和楊永泰，商討對策。賀衷寒是湖南岳陽人，生于1900年，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一期，與蔣先云、陳賡并稱“黃埔三杰”。賀衷寒才思敏捷，一貫注重政治工作，是國民黨政訓系統的鼻祖和總頭目。1933年2月，他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1972年5月10日病逝于臺灣。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生于1880年，早年受過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后又受過正規的西方教育，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討袁斗爭，后成為蔣介石的高參。1933年5月他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1935年調任湖北省主席，1936年10月被暗殺。賀衷寒、楊永泰來到“美廬”，他們走進一樓的會客廳時，只見身穿長袍的蔣介石正站在一面掛有巨大軍事地圖的墻壁前凝思。蔣見他倆來了，請他們坐下、喝茶，自己也在沙發上坐下。蔣介石思忖了一會兒，才緩慢地說道：“當今中國，內憂外患。日本人步步緊逼，廣東廣西心存異意，各路諸侯也各有各的算盤。不過，當今最為緊迫的，還是共匪的不斷擴大。北伐時我們和共產黨合作過，知道他們能打仗，又特別善于蠱惑民眾，不可輕視呀！”蔣介石喝了幾口白開水，微微皺了下眉頭，又接著說：“面臨如此內憂外患，可是我們的軍隊卻這樣無能，幾十萬大軍都對付不了共匪，還要等到共匪羽毛長豐，來和我們爭奪天下嗎？國家養這樣的軍隊有什么用？不好好整頓是不行了，不行了！”賀衷寒、楊永泰對視了一下，楊示意賀先講。賀衷寒字斟句酌地說道：“校長所言極是。現今共匪，尚不能與當年孫傳芳、吳佩孚的軍隊相比，也不能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的軍隊相比，我軍數次圍剿都未成功，其原因還在我軍自身。而我軍缺乏戰斗力的主要原因，又是……”賀衷寒說著，支吾了一下。蔣介石揮揮手，催道：“說下去，說下去！有話直說，請你們來，就是共商國是，不要有所顧慮嘛。”賀衷寒接著又往下說：“軍隊缺乏戰斗力，主要是各級官長驕惰，腐敗，爭權奪利，不愛惜士兵，甚至克扣軍餉。一些將領更是野蠻成性，為所欲為，不聽從指揮，實在有負校長的栽培，任其下去，后果不堪設想。”蔣介石聽著，神色嚴肅地沉吟了一下，點點頭說：“你說得對！若不及早整頓，恐怕積重難返。你們有何良策？”賀衷寒答道：“校長，我早有一個想法，我們能否仿效黃埔軍校的做法，舉辦大型軍官訓練團，從政治和軍事上訓練軍官，增強服從領袖、為國盡忠的信念，加強紀律性，打掉驕惰、懶散、蠻橫的習氣，把已經喪失的革命精神再重新恢復起來。”楊永泰緊接著說道：“舉辦軍訓團是一個好辦法，一個軍隊最重要的是士氣、精神，我們現在無論是軍隊數量、裝備、給養遠勝于共匪，缺少的只是斗志和團結。剿匪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只要全軍官兵統一了思想，一心為黨國效勞，一定能夠肅清匪患。”蔣介石連連點頭說：“好！好！很好！你們的建議很好！看來，辦一個大型軍官訓練團是有必要的。再不嚴加整頓，軍將不軍，國將不國，還怎么實現總理的遺愿，完成我們革命的責任！”賀衷寒、楊永泰的建議引起蔣介石的高度重視，經過與國民黨其他政要及高級將領們反復磋商，決定就在廬山舉辦大型軍官訓練團，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分三期輪訓贛粵閩湘鄂五省參加圍剿紅軍的主力部隊的低、中、高級軍官。三蔣介石決定舉辦軍官訓練團后，首先考慮團長的人選，他決定由陳誠任團長。他深知陳誠對自己絕對忠誠，又較為廉潔，能與士兵同甘共苦，頗為部下所擁戴。雖然陳誠在第四次圍剿蘇區中遭到失敗，難辭其咎，不得不給予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的處分，但畢竟有多方面原因，不能責怪一人。讓陳誠做團長，正是重新樹立他的威信，讓他振奮精神，更好地為黨國效勞的好機會。蔣介石不顧何應欽、熊式輝、楊永泰等人的反對，還是任命陳誠為軍訓團團長。陳誠一到任，立即率人在廬山選擇營地。經過幾天實地勘察，選定了廬山南麓海會寺附近的一塊空地。此地位于五老峰下，既有類似贛南山區的陡峭山地和險壑絕壁，利于進行山地模擬攻防演習；又有平地緩坡，稍加修整，即可建成數千人的訓練場所。蔣介石得到報告后，立即前往探視，也深感滿意。1933年6月25日，蔣介石在廬山發出手令，任命南昌行營第三廳廳長劉興、第五軍副軍長劉紹先分別為軍訓團籌備處主任、副主任，限定一切籌備工作要在20天內完成。任務之艱巨，時間之緊迫，實為罕見。二劉率領四個團的人馬和幾千民工不分晝夜地苦干，搶修簡易公路、簡易操場和各訓練場地，搭設帳篷和供高級教官及外國軍事顧問居住的簡易住房。與此同時，蔣介石下令任命陳誠為訓練團團長，劉紹先、柳善為副團長，陳芝馨、李樹森、黃維三個少將為一、二、三營營長；任命楊杰為總教官，朱懷冰、李明灝、王俊等27名將級軍官為主任教官和主教官，其余還有一批校級教官；聘請德國軍事顧問闊茨等12名外國軍事專家為訓練團顧問。蔣介石還下達命令，在舉辦訓練團的同時，在廬山白鹿洞書院舉辦黨政人員訓練所，訓練五省“剿匪”部隊中的政工干部，任命賀衷寒、何浩若為正副所長。1933年7月18日，第一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在海會寺舉行開學典禮。1840名受訓軍官在陳誠的帶領下呼喊口號：“服從蔣委員長！”“剿滅萬惡赤匪！”“完成國民革命！”蔣介石在長篇演講時，竟有四名軍官抵擋不住烈日的暴曬相繼暈倒。蔣介石大為惱怒，敲打著桌子大聲說道：“在太陽下站幾個小時都支持不住，還怎么帶兵！怎么打仗！再不嚴加整頓，國家還能依靠誰？你們都是黨國的棟梁，你們一定要好自為之！”最后，蔣介石帶領全體軍官背誦“總理遺囑”，他背一句，學員們跟著背一句。當晚，蔣介石和宋美齡不住簡易住房，也和全體學員一樣，在帳篷里過了一夜。四蔣介石很懂得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十分注重思想訓練，他十分贊同楊永泰、賀衷寒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訓練方針。在訓練團第一期他共訓話7次，其中5次是關于精神方面的。他反復強調：“軍人的精神，就是兼全一貫的‘仁’‘智’‘勇’，這是構成軍人精神的‘三要素’。最重要的是‘仁’，智勇皆因仁而生。何謂仁？就是要明白天下大事，以國家利益為重，絕對服從領袖，為了國家的事體，可以毫不猶豫地去死。只有做到仁，才能做到有智有勇，所向無敵。”蔣介石還希望通過訓練，能“培養學員的新精神，也就是要有自信、信仰和信任”。所謂“自信”，就是要消除畏懼紅軍的心理，自信一定可以“剿滅”紅軍；所謂“信仰”，就是要堅定地信仰三民主義，信仰領袖；所謂“信任”，就是各級官長之間要互相信任，精誠團結，統一步伐，不要互相摩擦，自己消耗自己。在軍事訓練上，蔣介石提出“六項原則”，即搜索、聯絡、偵探、警戒、掩護、觀測。蔣介石針對紅軍利用熟悉的地形，時常采用引誘、突襲，擅長運動戰、游擊戰等特點提出：搜索要全面、仔細，切不可中計上當；部隊之間聯絡要緊密，切不可孤軍深入；對地形觀測要認真，險要地段一定要謹慎行事；偵探、警戒、掩護都要周密。這些原則在訓練和演習中反復運用，要求軍官們熟練掌握。蔣介石還十分重視軍官們提的建議。曾經幾次參加過“圍剿”紅軍的金漢鼎、戴岳向蔣介石提出“碉堡策略”。他們指出，“六項原則”基本上是用于進攻，而他們根據切身體會，防守也是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國軍雖然人數眾多，但一進入莽莽山區，就不免分散兵力，又不熟悉地形，缺乏糧草，常常處于被動地位。紅軍的弱點是裝備差，缺乏重武器，軍事素質也不強，不擅長打陣地戰和攻堅戰，不敢和國軍主力正面對抗。針對紅軍弱點，可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攻防兼備的策略。每到一處，就修筑堅固的碉堡，碉堡之間用簡易公路相連，將老百姓都集中在火力范圍之內生活，切斷他們與紅軍的聯系。這樣逐步縮小包圍圈，迫使紅軍主力與國民黨軍正面作戰，國民黨軍的優勢便可充分發揮，最后剿滅紅軍。金漢鼎、戴岳的建議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重視，他認為這是對付紅軍的一個有效方法。當即命令金、戴二人速將這方面的經驗寫成小冊子，趕印出來，發給受訓的軍官，并由他二人詳細講解建筑碉堡應選擇的地形、火力配備、互相支援等問題。針對紅軍慣于山地作戰的特點，訓練團還特別注重山地攀越訓練，軍官們每天負重練習爬山，攀越懸崖峭壁。訓練團還著重訓練了山地如何運送大炮、彈藥，如何射擊高山和山背后的目標，充分發揮重武器的威力。訓練團第一期7月18日開始至8月4日結束，共消耗短槍、步槍、輕重機槍子彈48768發，支出大洋97667元，分發《剿匪手冊》2520冊，贈發刻有“蔣介石贈”字樣的“軍人魂”短劍1835把，有11名學員未能畢業，轉入第二期。8月13日，訓練團第二期舉行開學典禮，共有2517人參加訓練。至8月27日結束，共耗費槍彈44512發，支出大洋130594元，贈發“軍人魂”短劍2504把，開除4名學員，28名未能畢業，轉入第三期。9月3日，訓練團第三期舉行開學典禮，3241人參加訓練。9月18日，訓練團第三期結束，蔣介石作《知恥誠意與決心》的演講。蔣介石強調兩年前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尤其是中國軍人最恥辱最悲痛的事件，但是攘外必先安內，“剿共”仍應放在第一位。第三期開除學員4名，有兩學員潛逃。廬山軍官訓練團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分三期輪訓了贛粵閩湘鄂五省國民黨軍隊的初級、中級和少數高級軍官共7598名，完成了預定任務。訓練團一結束，蔣介石即在9月底調集100萬兵力，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隊吸取了以往失敗的教訓，以碉堡為攻守據點，步步為營，逐步縮小包圍圈。另一方面，由于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者完全排斥了毛XX的正確領導，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同敵人打硬仗，拼消耗，最終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也毋庸諱言，廬山軍官訓練團對提高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五蔣介石1933年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后，十分欣慰，決定每年都在廬山舉辦軍訓團及各類講習班。1934年6月，蔣介石決定繼續在廬山海會寺舉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調訓全國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級軍官。因參加訓練的軍官來自不同派系，不少人資格老、軍銜高，蔣介石擔心陳誠難以服眾，便自任團長，陳誠任副團長。自7月初至9月25日，共分三期輪訓了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及桂、滇、川、粵、綏、陜、甘各派系部隊的將校級軍官。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根據地大部分都已喪失，此后不久，紅軍被迫于１９３４年10月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因此，這年夏季的軍訓團，很重要的內容是針對日本軍隊。蔣介石分三次作了《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講，對日本的優點和弱點，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中國極弱的國力、財力，也有客觀的評估和自我批評。面對即將全面爆發的中日戰爭，蔣介石還著重闡述了如何以空間換時間、以劣勢勝優勢的戰略與戰術。1935年5月，蔣介石擬繼續舉辦廬山訓練團，委派陳誠為主任，葉楚傖、王世杰、陳立夫、張治中等32人為委員，在武昌籌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廬山暑期訓練團”。陳誠等隨即擬出大綱，并經國民黨第171次中常會批準，通令施行。大綱規定訓練團擴大訓練范圍，設黨務、軍訓、政訓、縣政等8個組，在海會寺訓練基地分兩期培訓從中央黨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內政部、教育部等系統抽調的7400余名學員。后因蔣介石到四川指揮“圍剿”正在長征的紅軍，未來廬山，故此期訓練班又推至1936年夏季才完成。1937年夏季，蔣介石又在海會寺舉辦軍官訓練團，參加訓練的都是旅師以上的高級軍官。蔣介石自任團長，程潛、賀國光、白崇禧、何應欽、張治中、陳誠任副團長，陳誠還兼教育長，負實際領導責任。第一期于6月25日開學。鑒于日本吞并整個中國的意圖及行動已十分明顯，此次軍訓團主要針對日軍。劉云、陳又新、李覺、郭懺等專家擔任教官，重點講述飛機、坦克、遠程火炮、騎兵的布防和攻守，還講述了游擊戰術。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正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消息傳來，許多參訓的將領主動請纓。每天早上集訓隊點名，陳誠手拿一張名單，對點到名的軍官當面下達趕赴戰場的命令，被點到的軍官即刻離隊。每天晚上，軍官們都將行裝準備好，希望第二天能開赴前線，孫連仲、李默庵、王耀武等都是從廬山直接走上抗日戰場的。一天早上，陳誠點了離團的軍官名后，因蔣介石要訓話，幾名軍官未即刻離去。陳誠見蔣介石講了幾個小時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便上前打斷他的話，說有軍官急著趕赴戰場。蔣介石連連點頭，說：好，好，軍情火急，不可片刻耽擱。隨即草草結束了訓話。8月下旬，第二期學員畢業。至此，從1933年開始舉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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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潛伏中國長達37年的日本間諜的自述日本,間諜,中國,自述一個潛伏中國長達37年的日本間諜的自述2010年4月29日核心提示:這本名為《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被稱為青桐戰士》的書，披露了日本自衛隊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軍情的重大內幕。該書的作者是潛伏中國37年之久的日本間諜、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近日，一本印著“世紀大獨家”、“國家持續隱蔽的戰后最大禁忌”字樣的書擺上了日本各大書店的暢銷書架。這本名為《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被稱為青桐戰士》的書，披露了日本自衛隊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軍情的重大內幕。該書的作者是潛伏中國37年之久的日本間諜、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詭秘的海南之行20世紀80年代一個炎熱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級賓館的豪華套間內，一個略微禿頂的日本男人躡手躡腳地拎著皮箱來到窗子旁。他從箱子里拿出一臺酷似收音機的機器，熟練地架好機器、對準波長。傳出的聲音開始有些嘈雜，但慢慢變得清晰。不知道是因為門外傳來了簌簌的衣服摩擦聲，還是本能使然，這個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陣緊縮，神經質地感受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恐懼感。僅幾秒鐘時間，他拔下天線，把機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電視機的開關，一個箭步沖到床上，看起了電視。兩分鐘后，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他假裝睡眼惺忪地打開了門，兩個強壯的男子沖進了房間，環視一周后，其中一人說：“原來是電視”。日本男人心中一陣戰栗，但他的臉上仍掛著疑惑的表情，用日語向來者提問，兩名中國男子很快就不耐煩地走了。這個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衛隊派駐中國的間諜。藏在床下的機器，是他從臺灣帶來的受信機。阿尾知道，他差點就大難臨頭，來人很可能就是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員。地獄般的特種訓練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縣。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熱中度過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忠實追隨者。1959年，阿尾博政以優異成績考進了日本自衛隊。等待他的是“地獄”般的訓練生活。剛進學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對抗性馬拉松競走，看似平常的比賽，卻有一個要求——全體隊員必須同時到達終點。“這項比賽要求必須把落后的人員拉著一起到達目的地，這最適合培養團隊精神，同時也喚醒超越個人體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練實彈射擊，學會熟練使用各種槍支，刻苦訓練匍匐潛入的技巧——在機槍的強烈掃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所有艱苦的訓練，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漸漸地，他獲得了上司的賞識，很快就升為小隊長。不久，連隊長推薦他參加一個神秘的研究課程——特種部隊訓練。他面對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獄”訓練——美國留學歸來的訓練員每天都給他們安排超越體力與精神極限的訓練項目，比如，一個人在黑熊出沒的樹海中度過一天一夜；攜帶1天的食物，進行3天的高強度訓練……一些營員終于因為無法忍受而自殺。但阿尾博政卻從不退縮，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這段經歷：“特種部隊的訓練培養了我，讓我在任何嚴酷的情況下，也能保持作戰的自信。這對我今后作為秘密諜報員十分有益。”對華間諜戰的老手結束在特種部隊的訓練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個名為“武藏機關”的部門。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諜報機構。他很快接到了第一個任務——以新宿的一間公寓為據點，偵測俄羅斯的情報。其間，他施展美男計，騙得一名俄羅斯旅行團女翻譯的信任，讓她為自己拍攝俄羅斯軍事機場的照片。隨著工作的深入，頗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過是美國的一條“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議建立日本獨立的情報機構。半年后，他的建議終于得到批準。但上司告訴他，“要建立獨自的情報機構，你必須辭掉在‘武藏機關’的工作，還要真正退出自衛隊。”這意味著他不僅會失去養老金，連工資也沒法保證。盡管如此，阿尾博政還是離開了“武藏機關”，并為自己的諜報系統起名為“阿尾博政機關”。開始時，“阿尾博政機關”主要從事國內諜報工作。為此，他賣過菜，辦過洗衣粉銷售店，甚至當過運貨司機……阿尾博政的隱忍終于得到了回報。1972年3月，他被自衛隊上層機關召見。上級指示：“不久的將來，日本就要和臺灣斷交。日臺關系會變得很復雜。從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發，需要有人監視臺灣。希望你能完成這項任務。”就這樣，阿尾博政以經濟學學者的身份潛入了臺灣。不久后，他又在臺灣間諜部門的委托下，將目光鎖定中國大陸。由于有經濟學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間交流”為借口頻繁出入中國大陸。一開始，他找不到其他門路，就用秘密相機拍攝中國的街頭景象，或到新華書店里搜集中國的各種出版物，并想法設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過日益豐富的人脈關系，阿尾博政漸漸找到了更多的偵測機會。一次，在中國政府官員的介紹下，他被安排到部隊去交流。在部隊參觀期間，他看到很多軍事設施和武器。他不動聲色，要求和部隊人員合影留念，借機拍下了當時中國最尖端的軍車。日本和臺灣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軍戰斗機的配備情況。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須尋找一切機會刺探相關情報。開始時，阿尾頭緒全無，只能不斷在海口的機場乘坐飛機，觀察海口機場的情況。幾次之后，老練的他終于發現，海口機場的一個角落多出了一個掩體。阿尾博政興奮不已，因為他本能地感覺到那正是軍用飛機的格納庫！機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國人，阿尾博政在幾秒鐘之內就想出了對策——他換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飛機起飛前，他拿著相機瘋狂地按下快門，就這樣，掌握了中國最新戰斗機型號的情況。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對華間諜戰的老手。從1982年開始，他為日本陸上幕僚監部呈報了150篇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沒有真正離開對華間諜戰這條戰線。如今，已經78歲的阿尾博政繼續擔任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仍然關注著日本的對華諜報活動。百年對華情報戰阿尾博政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國家機密，將自己的對華間諜行動寫成書？有分析認為，他試圖通過此舉，讓日本政府更加重視對華諜報活動的重要性。在中國不斷崛起的新時期，像阿尾博政這樣的老牌間諜，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關注、監測中國經濟、軍事、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實際上，阿尾博政在書中披露的情況只是日本對華間諜活動的冰山一角。日本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從18世紀就已開始。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情報刺探活動達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潛入中國，將大量在中國活動的日本浪人糾集起來，組織了龐大的間諜網，開始以各種形式刺探中國的情報。后來，他根據成員在中國各地搜集到的情報，編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國通商綜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諸多方面，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進入20世紀，日本對華情報戰更加猖獗。特別是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向中國派出了難以計數的諜報人員。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潛入中國，進行非法測繪。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方面發現，侵華日軍使用的軍用地圖，竟然比中方的軍用地圖還要精確，重要地段的一棵樹、一間房，都被記錄得一清二楚。二戰后，日本派間諜大規模潛入中國，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后。他們派出一批精通漢語的諜報專家，以使領館為主要陣地，通過不斷發展與留學生、工程技術人員、專家以及華僑的私人關系，刺探我國情報。同時，他們向名目繁多的民間代表團、民間機構，安插大量的諜報人員，打著“交流、參觀”的旗號，大肆竊取中國的經濟、技術情報。幾年前，兩名日本國公民以考古為名，在中國的一些地區擅自測繪，最終在江西境內被抓獲。被我國警方繳獲的資料中，就有他們特別標注的部分軍事設施的詳細位置。2006年9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裁定，兩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務省派出的間諜，他們為“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工作，北京高院認定該組織是間諜機構。同年，國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經濟新聞》雜志的創辦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從1995年開始，為日本外務省搜集中國情報，提供了大量中國的機密文件復印件，內容從“鄧小平的健康狀態”、“中國的對外政策”，到“中國領導人對解放軍的內部講話”等，不一而足。另據報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樓專門為廣播監聽而建，內有8名監聽人員全天24小時監聽和收錄中國中央及地方電臺廣播節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類存檔。日本亞細亞綜合開發研究所近來開設了一種新的服務項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機關輸送各國經濟情報信息。在中國境內，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機構已發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們或親自下手，或利用中國雇員，從事經濟間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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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眼中的魯迅：揭開“兄弟不和”真相兄弟不和,魯迅,許廣平,真相許廣平眼中的魯迅：揭開“兄弟不和”真相(1張圖)[史海鉤沉]　人物》雜志特約撰稿喬安魯迅先生的長孫周令飛，曾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中大聲詰問：“魯迅是誰？”在上世紀的數十年間，魯迅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話題”。提起魯迅，很多人會想到那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者形象。近些年來，人們通過不同的方法，去還原“作為普通人的魯迅”。隨著許廣平50年前撰寫的《魯迅回憶錄》手稿于2010年3月出版，讀者看到了一個更豐滿的魯迅形象。為人師：深入淺出，幽默風趣許廣平這樣描述魯迅的外貌：“魯迅是一個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絕不會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但在講臺上，在群眾中，在青年們的眼里所照出來的真相卻不一樣。他那灰暗的面孔這時從深色的罩上面紗的一層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樣的異彩。人們聽到他的聲音就好像飲過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暢。兩眼在說話的時候又射出來無量的光芒異彩，精神抖擻地，頓覺著滿室生輝起來了。”魯迅在短短56年的人生中，先后多次擔任教職，從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到北大講師，他教過中學生化學，也在大學教授過文學。無論在北京，在廈門，或是在廣州，魯迅講的課總是吸引很多人。他擅長用十分淺白的例子來闡明復雜的道理。作家鄭伯奇回憶說：“他先談起家鄉的風俗，大意是男人討媳婦的時候，并不要什么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于美觀的不同。然后，他用實證，揭破了‘美是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種思想，找出了鐵一般的證據。”課堂上的魯迅也有幽默的時候。有一次講到《西南荒經》上說，吃了一種叫訛獸的肉的人，說話就會不誠實。他隨即講了個故事：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問路，結果從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三個不同的回答。他接著幽默地說：“大約他們亦是食過訛獸罷！”學生們一陣哄堂大笑。魯迅上課從不點名，因為反正學生一個也不會少，就連別科系的學生都會跑過來聽。“他是嚴峻的，嚴峻到使人肅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見了太陽一樣，是他講到可笑的時候大家都笑了。有時他并不發笑，這樣很快就又講了下去。到真個令人壓抑不住了，從心底內引起共鳴的時候，他也會破顏一笑，那是青年們的歡笑使他忘卻了人世的許多哀愁。”事隔多年，許廣平回憶起魯迅講課的風采依舊繪聲繪色，讓人如同親歷一般。《中國小說史略》是當時魯迅講得比較多的課程，在他坦白、精辟、透徹的指引下，學生們都被他廣博的知識和所教授的處事道理所征服。為人夫、為人父：有嚴有慈魯迅26歲時奉父母之命與朱安成親，內心苦痛卻只能接受。直到1925年他44歲時，收到許廣平第一封問詢信，情愫暗生卻只能躲閃。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堅決站在青年學生一邊，從此開始了與許廣平的愛情長跑。魯迅的書信集《兩地書》中，那個充滿了生活氣息，可愛、幽默甚至幼稚的魯迅是那么讓人感動。在信里，魯迅經常向許廣平講些自己遇到的趣事。他曾寫到廈門大學一次文物展覽會上，為展示自己的幾只古老的拓片，他應組織者的要求站到桌子上。后來，因為那張桌子要用來擺放別的東西被搬走了，他就一個人尷尬地站在那里手舉拓片展示。許廣平在回信中寫道：“如此陳列一個著名的教授，實在是很可笑的事情，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展出的東西大部分是假的。”魯迅還曾在信中向許廣平發誓，不看班里別的漂亮女學生，如果收到其他女學生問詢關于人生苦悶的問題，就每每低調應對。但他對于許廣平的學習也有要求，在1926年12月的信中，他希望許廣平跟他學習日文，以方便看外文書籍，有助于做點研究。“從明年起我當勒令學習，反抗就打手心。”魯迅的長孫周令飛曾動情地說過：“我的祖母是當之無愧的魯迅夫人。她放棄了自己的一切，永遠站在魯迅的身邊。直到魯迅逝后的30年，她還是把一切都奉獻給魯迅。”魯迅晚年得子。許廣平臨產的時候，他幾乎寸步不離地守在她身旁。由于沒有育嬰的經驗，魯迅買來一本育嬰書天天捧在手里，并按照書上的要求將家里全部重新布置一番。后來，不論是朋友來家里，還是與朋友一起出去吃飯，他都要帶上海嬰。一次，魯迅跟許廣平生氣，獨自跑到陽臺的水泥地上躺下。兒子海嬰覺得很好玩，也跑過去和父親躺在那里。魯迅見狀，哼了一聲“小狗屁”，就起身了，氣憤也一下子煙消云散。魯迅的好友坪井在給海嬰看病時，和魯迅開玩笑說，他太過于寵愛孩子了。魯迅于是寫了一首著名的《答誚客》來答復他：“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言外之意是，溺愛自己的孩子，未必有損一個大丈夫的形象。為人兄：照顧周到，忍讓遷就魯迅自言“是被八道灣趕出的”。關于這段“兄弟不和”的公案，外界多有猜測，但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的真實，至今已難有佐證。據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從1919年起，魯迅將母親、二弟周作人全家與三弟周建人全家都接到他在北京八道灣購買的一所大宅院同住。他把所有的工資收入都交給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田信子支配，加上周作人的收入，每月不下600元，可還是不夠用，總要四處向朋友借錢。（據陳明遠在《中國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經濟狀況》一文中的考證，同時期上海一個五口貧困之家每年有400元即可維持基本生活。）羽田信子喜歡擺排場，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買，滿桌子菜做得不可口就重做，被褥舊了就要換成新的，出門一定要坐汽車。甚至信子父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及其弟弟妹妹在日本所需費用，也都是從魯迅的工資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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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毛XX,周恩來,劉志丹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史海鉤沉]1942年劉志丹犧牲六周年，毛XX題詞：我到陜北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革命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炎黃春秋》2000年11期載傅國涌《劉志丹的悲壯人生》寫道：“毛XX的題詞中說：‘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細節已無從了解。”事隔七十余載，詳情細節固然難以追尋，但周恩來卻早已給人們留下一個說法。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五十八輯，曾經刊載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代曾任中人民共和國第二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曹瑛所撰《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一文,其中寫道：“周恩來同志跟我說過，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務，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沖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致于犧牲。”（引自該書第11頁）按：曹瑛于1941年10月奉命從重慶回延安，據稱先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協助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主要負責黨的機密”，并與王首道輪流“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1944年11月王首道隨三五九旅南下，由他接任秘書處長。曹瑛是在敘述1942年延安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時提起周恩來對他說過的這番話的。盡管曹瑛文中沒有交待周恩來于何時何地、在什么具體情況下談起劉志丹之死，但是，他在重慶工作時應該就在周恩來身邊，周恩來會對他說這樣的心里話（甚至是“私房話”），亦在情理之中，想必決非“杜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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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胡宗南,朱德,電報,大軍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史海鉤沉]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內稱:“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收到這份電報，我心里一驚，送給胡宗南。他看了兩遍，又讓我念了一遍。他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準備，不改常態地說:應該查明是誰泄密。從朱德的電報看，“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可能由于“彈糧運輸”有所暴露。但共產國際解散，委座不許公開評論。“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是委座親自掌握的絕密行動，胡先生只讓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將領知道，絕不會“道路紛傳”。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給共產黨。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問:你看怎么查?我說: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將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內，列出名單，秘密審查。表面上若無其事，不要打草驚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從現在起，就不要讓涉嫌的人參與機密，特別不要讓他們知道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給共產黨。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屬的特務頭子劉大軍找來，我退出。在這種場合，胡一向不讓第三者參加。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朱德的電報廣為宣傳。當晚，胡宗南召集參謀長等有關人員開會，照常讓我出席。會上，胡未提“是誰泄密”的問題，只提“這一仗打不打”的問題。有人主張照打，理由是:委座對共黨的研判完全正確，不應坐失良機，加之陜北兵力空虛，正規部隊只有三五九旅一個旅，連年開荒，已失戰力。出動五個軍，可迅速殲敵，完成任務;有人則主張暫緩，理由是:隴東“暴民”是烏合之眾，第三十八集團軍進剿近月，尚未報捷，對陜北之敵更不可輕視。朱德的電報使事機敗露，如日軍聞訊，乘機渡河，難以收拾。現可按兵不動，聽候委座指示。胡宗南作結論。他說:不能坐待指示，應為委座分憂勞，我們要主動提建議。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采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委座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盟邦對國軍期望很高，可惜國軍長期未打勝仗。共黨早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有他們抗日。此時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他讓參謀長據此起草給蔣介石的電報，送他核發。他核發時，還參照我的意見，作了些修改。1943年7月7日，蔣介石電復胡宗南，同意罷兵，但要查明有無“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劉大軍報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兩件:(1)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召集9人開會，通過文件，要中共隨共產國際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發出電訊說，西安文化團體開會，致電毛XX，叫他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割據”。胡宗南大罵張滌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劉大軍經胡批準，將兩個“匪諜”嫌疑犯送西安勞動營關押。這幾天我未單獨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將上述情況告知王石堅。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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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仍然有許多可以叫人深思的地方。五四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運動，它開啟了中國歷史的許多進程，比如啟蒙，比如救亡，比如自由，比如革命，等等，等等。五四，我們請了兩位先生，一位姓德，學名叫民主；一位姓賽，學名叫科學。我們覺得兩位先生會天然的結合在一起，其實他們兩個之間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協調，他們有一致之處，也有矛盾之處，有時還比較尖銳，一句話民主與科學間也是有必然的矛盾的。民主是一種機制，是多數人的統治，或者是不經他人同意無權統治他人。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意見。科學則是一種道理，是真實，是真理，或者是經過實證和證實的真理。實證或證實沒有說事實上也不可能一定要經過多數人的同意。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吧，科學說，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專治等于二，獨裁等于二，仁義等于二，惡毒也等于二，而且從古至今都等于二。但是民主說，那不行，等于幾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公正地投票，投票的結果等于幾就等于幾。這就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分歧。科學意味著朝向正確的目標勇敢地前進，并且要敢于向錯誤進行斗爭，不僅如此，科學真理還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這樣如果我們服從于科學的統治，有時候也就意味著服從少數人的統治。民主不一定導致正確的結果，當科學劈波斬浪的時候，民主做了看客。當科學的火氣為民主勸住的時候，情況才開始好一些。依我看，二十世紀的一些不好的事，正在于我們只是請了兩位先生，而沒有顧及他們間的隱私。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不過是一個表象，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科學壓倒了民主。健全的法制不僅有多數原則，更要有少數原則。多數原則是凡事之決定要以多數為準，少數原則是少數要有堅持的權利并受到保護。多數原則就是民主，少數原則就是共和。有人總是大談民主，卻很少討論共和。有時候，共和思想比民主思想更有價值，共和體現的是共治，不能以一方的意見為準。沒有共和，民主也會可怕；沒有民主，又誰與誰去共和呢？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說就是少數，卷進了那么多的人，又怎么能是少數呢？但它絕對是沒有貫徹少數原則，不從眾的都打倒了，也就打倒了民主本身。有人認為民主最難，其實民主是不難的，共和才難，因為再獨斷的領導，如果他不愚蠢的話，也不會傷及大多數，或者靠蒙蔽而不傷及大多數，而不會直接對抗大多數。所以多數原則不難，少數原則才難，因為多數人會漠視少數人。有人認為民主就會帶來自由，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著名的賽亞·柏林，也就是《自由四論》的作者，英國現代思想家，曾經明確地說過：“自由就是自由，自由既不是平等，也不是民主。”理解這一點很重要也很簡單，當社會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時，怎么會有個人的自由呢？多數人并不會自動保護個人的自由，所以民主不會自動帶來自由。有人認為自由就會帶來民主，這其實也是一種誤解。因為，有一種自由與科學有關。有一個曾經非常著名的觀點：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所謂必然，就是規律，是科學，是真理，是正確。按照柏林的觀點，這種自由叫做肯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帶來的不是民主，這一點有許多歷史的例證。當然，自由還有一種，就是不干涉別人，也不被別人干涉。這種自由叫做否定性自由。顯而易見，否定性自由也不會帶來民主。所以自由有兩種，都與民主無關。有人覺得只要民主，他的意見就應該被采納，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如果民眾意見不被采納，那不會有民主，但是如果某一單個民眾的意見必須被采納，那也就等于否定了民主。一個健全的社會，共和、民主、法制、自由、科學都要在其中發揮作用，哪一個因素都不能走向主導。所以回顧五四，仍然有許多東西值得回味和深思，科學與民主的沖突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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