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研究生復試現場:答題觀點不可過于偏激研究生,現場,偏激,復試,答題走進研究生復試現場:答題觀點不可過于偏激2010年03月19日13:52跨考教育一、“面試技巧就是談自己熟悉的東西。”講述者:劉欣(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07級語言文字學碩士研究生,復試成績排名該專業第一)提及復試,很多人都會問“面試有什么訣竅?”“要注意什么技巧?”等問題,其實就我個人經驗而言,并沒有什么太過具體的技巧。我的體會是,考生在回答導師的提問時,應盡量地將話題轉向自己熟悉的領域。比如,在進行自我介紹的時候,往往會談到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這些愛好一定要是自己所熟悉的,而且是近期經常接觸到的。因為很多老師的提問極有可能根據考生的自我介紹而展開。我學的是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因此在進行自我介紹時,提到自己對古漢語語法非常感興趣,老師便順勢和我談起了《史記》中的一些語法現象,正好這本書是我在復試之前每天必讀的書,對于其中的內容非常熟悉,所以在面試時就回答得比較流暢。面試最忌諱夸夸其談。我曾在面試時碰到過這樣一個考生,他把自己高中、本科期間發表的散文、小說等作品都拿了出來,并用許多溢美之辭來形容自己的寫作能力,然而他在回答關于文字學專業知識的問題時卻啞口無言,前后的表現反差如此之大,自然導致復試失敗。我們學校采取公開面試的方式,所以在面試中,我除了準備自己的發言外,還十分注意聆聽其他同學的回答,看看別人哪些地方發揮得好,哪些地方是我應該特別留心的。我發現老師在面試考生時,還喜歡和周圍其他的學生進行目光交流,如果碰到這種情況,我們要抓住機會加深自己在老師眼中的印象。比如,適當地點一下頭,和老師進行目光接觸等等,都非常有用。有的老師比較幽默,你可以在他說完話后微笑一下,表示對老師幽默之處的理解和贊同。這個方法我在面試的時候就使用過,感覺很好。二、“關注面試老師的研究成果。”講述者:小胡(湖南大學建筑環境與設備工程專業07級碩士研究生)在我們學校,面試的先后順序是通過抽簽決定的。當時我抽到了第一個面試的簽,我非常意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我想,這回肯定沒戲了,第一個面試的人往往是用來襯托后面的人。但想歸想,我還是硬著頭皮走進了考場。記得考場很大,里面坐了一排老師,都用親切和藹的目光看著我,有一位老師甚至主動對我點頭微笑,我心里暖暖的,懊惱很快就沒了蹤影。“沒事,我一定會順利通過的!”我暗暗告訴自己,我是第一個向面試老師展現自我的學生,也應該是第一個給老師留下好印象的學生啊。面試的第一步是自我介紹。由于我在復試前早早打好了自我介紹的腹稿,所以我的表達清晰流暢、簡潔扼要,給老師們留下了不錯的第一印象,也使我在接來下的面試中信心倍增。回想我的面試經歷,體會最深的是面試前要做好準備,尤其是要多關注面試老師的研究成果。面試前,我利用網絡關注過所報考學校專業老師的研究成果,同時上中國期刊網瀏覽他們曾經發表的論文,以做到心中有數,對于一些我認為寫得精彩的論文我還特別仔細地進行研讀,對其中的觀點了然于心。讓我沒想到的是,面試時我抽到的題目正好與之前我看到的其中一位老師寫的論文關系密切,于是我便大膽地在回答中引用該老師在論文中所闡述的觀點,同時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后來我看到那位老師一直在微笑。最后,主考的老師問我,這些看法是你自己的還是從哪里看到的,我便很誠實地回答了。所以,我的經驗說明,即使是作為第一個面試的考生,也千萬不能慌張,大家的機會是均等的,充分展現自我才是最重要的。咨詢師特別提醒各位即將走進復試考場的同學,準備充分,對學校、對專業、對老師要做仔細研究,并且注意在復試的過程中多于老師進行互動,給老師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三、“面試要表達流暢,抓住重點。”講述者:阿冰(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07級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碩士,復試成績排名該專業第三)我們學校的復試分為筆試和面試,筆試只有一個小時,共有兩道題,都是論述分析題,考生可以任選一道作答。其中的一道題目我感覺似曾相識,題目設計得很開放,考生能根據題目要求自由地闡述觀點。當時我順著自己的思路一鼓作氣寫完后才發現,我的回答都快頂上寫一篇論文了。接下來就是面試。面試的流程可能各個學校各有不同,有的學校采用公開問答的方式一起面試,而有的學校則采用考生輪流進入考場,單獨接受導師組提問的面試方式。我感覺我們學校的面試有點兒像“審訊”──一個人進去,七八分鐘之后出來。當我進入考場時,一位老師拿著盒子走到我面前讓我抽題號(每個人抽兩道題,題目都不同)。我拿著抽到的題目一看,感覺都比較熟悉,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接著,我開始作自我介紹,其實這些內容我早就背好了,比如自己的興趣是什么,有什么愛好,以及我選擇這所學校、這個專業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全被我一字不漏地背了出來,感覺老師們對我的自我介紹還挺滿意。之后,我開始回答剛才抽到的問題。因為連準備的時間都沒有,所以在回答時也只能想到哪里就說到哪里,沒有形成太符合邏輯的思路,不過我的表達還比較流暢,也沒有結巴。最后,就是老師的問答,其實和聊天差不多,有位老師問我是哪里人,父母是做什么的,家鄉有什么風景名勝等等,感覺很親切。似乎復試越進行到后面就變得越容易了。現在想來,我在復試中之所以能被老師認可,可能與我臨場發揮有很大的關系。我在面試時語速適中,沒有磕磕碰碰,這是我平時經常注意訓練的結果。另外,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雖然沒有像事先想好的那樣,按照“第一”、“第二”類似的順序回答,但我能很快地搜集腦海中存有的知識,抓住重點,我當時就聽到有位老師小聲嘀咕了一句:“這個小丫頭挺會說的。”所以,我覺得面試最關鍵,最能直接地體現出一個人的能力。四、“準備是否充分決定復試成敗!”講述者:蔡蔡(中山大學經濟管理學院07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管理專業碩士,初試復試成績均排名該專業第一)如果說初試主要考查基礎知識,復試則更側重于對個人能力水平的考查。初試結束之后的寒假,我選擇了待在家里復習。我大量地查找中國期刊網上經濟學方向的論文,全面了解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動態,在短短一個月的寒假里,我把專業知識系統地復習了一遍。后來我才知道,這些準備工作對我在面試時的順利發揮很有好處。由于我的英語口語水平很差,寒假里我還瘋狂地練習英語口語。不僅經常在家里念念有詞,我還看了好幾部經典的英文電影,如《簡愛》和《傲慢與偏見》,看電影時。我會下意識地模仿影片主角說話的語氣和聲調。工夫不負有心人,我現在的英語口語水平有所提高,與那段時間的練習密切相關。所以,復試前的準備非常重要,它將直接決定復試的成敗。另外,我在初試之前就選好了導師,并把自己的簡歷和一些資料寄給了他。寒假的時候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導師挺熱情的詢問了我的初試感覺,告訴我要好好準備復試,并發了兩篇論文給我看。后來復試的時候我導師并沒有參加面試,但我覺得,他對我的幫助很大。咨詢師提醒各位即將走進復試考場的同學,復試前與導師先進行溝通也很重要,同時向師兄師姐了解復試的流程,有助于你緩解考前的緊張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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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黃繼光”——熊其佬黃繼光,熊其佬國軍“黃繼光”——熊其佬文章提交者:第二個ID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最近閱讀到一本不錯的書《國民黨十大王牌軍》(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十大王牌軍》(共產黨的)作家陳冠任最新的力作,其中有不少國軍有意思的軼聞趣事,竟然發現國民黨軍中也有“黃繼光”——國軍王牌第52軍(就是劉玉章劉大光頭那個軍)第2師的熊其佬,很有意思,現摘錄如下和大家一起分享:第二日(21日)拂曉,全師(即王牌軍第52軍第2師)開始了攻擊摩天嶺,第4團一舉奪取了“共軍”警戒陣地,接著“以高昂之士氣”前仆后繼,奮勇仰攻。而“共軍”則居高臨下,宛若他們就是掩體里的“優良射手”,槍法準不說,就是手榴彈也甩得忒遠。第4團攻打了好大陣子,不僅沒法攻上去,還死傷了不少“兄弟”。打著打著,一傷兵呻吟著說:“疼死我啦!有大炮的話,我就甩他幾炮!”這時團長才發現師長配屬自己的美國大炮還在山下放著沒用呢。于是,帶著眾人立即跑下山去,抬炮的抬炮,扛炮彈的扛炮彈,折騰到中飯后,才把那沉重的大炮挪上了山。炮兵開始射擊,迅速壓住了“共軍”的火力,步兵馬上“蹭蹭”地向“共軍”縱深陣地突擊,第4團終于攻下了小摩天嶺。接著,全團向右“旋回攻擊”,誰知前衛第1連又遇上克星,前頭一個地堡攔住這一百多號人馬,死活挪不前一步,一往前走,非死即傷。連長眼看被阻在小地堡前,很不甘心,一個勁地“督戰”,越“督”全連死傷越慘重。一個區區的小地堡竟然堵住了一個連的人馬,連長急得一個勁地搔頭,又是罵爹又是罵娘的。在這關鍵時刻一個“愣頭青”出現了。他就是班長熊其佬。這熊其佬人就如其名,炊事班做飯的伙夫出身,當了幾年伙夫,吃得胖如狗熊不說,還渾身冒傻勁,平時就是個二百五,能吃能喝,就是愣頭愣腦,全連官兵都稱他“傻兒”,或者干脆叫他“狗熊兒”。在連長提著機槍“督戰”著攻打這小地堡時,他是猛打莽沖,躥在前頭,誰知子彈卻不長眼睛,“撲通”一聲,將他狠狠地撂倒在地上。等他醒過來時,已是血染全身,身上好幾個子彈窟窿,他喘口氣都像抽風似的,還好他的神志倒還清醒,立即抬頭觀察四周希望有個同伴能救援自己。這時“共軍”地堡里射出的火力仍然十分熾烈,該連無法接近,剛才發起瘋沖上來的官兵全退下去了,一個個趴在毫無掩飾的山坡上死挨打,不時傳來一聲聲慘叫。地堡兩邊全是峭壁,雖然他們在云南時練過攀巖上樓,但這峭壁咋爬咋攀,他們都無一人能爬上去,因此要前進,還只能是對著地堡噴射出的火力往前沖。這樣去沖,自然后果不堪設想。這熊其佬生性莽撞,眼看后面的同伴攻打不上來,對自己不能施展救援,再拱拱身子,幾個彈洞還在咕咕地留著血,意識到自己怎么也挨不過今晚了。就是被扛回去也難被救活,氣得牙齒咯咯地響:“你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好過!”心一橫:死了就死了吧,但要死也要與“共軍”一起死!決死的心一起,他就啥也都不管不顧了,從一個死角悄悄地向“共軍”的地堡蠕蠕移動,爬一步,歇一會兒,中間由于用力過度還昏死過去好幾次,清醒過來后,又繼續往前爬,大有“我死也不讓你們好活”的蠻憨勁兒,他終于接近了地堡,突然奮力猛然一躍,投出一顆手榴彈,然后就用肥胖的身體把射口“堵塞”,“共軍”“噠噠噠”的機槍就這樣被他瞬間堵住了。趁此空隙,全連從后面一擁而上,終于把地堡和附近的陣地攻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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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周恩來每天走十幾分鐘吐痰防影響毛XX毛XX,周恩來1948年:周恩來每天走十幾分鐘吐痰防影響毛XX2010年03月19日人民政協報1947年初,黨中央實施戰略轉移,決定一分為三,組成前委、后委、工委。為適應形勢的變化,中央警備團的警衛工作也作了分工和調整,以毛XX、周恩來和任弼時組成的前委,警衛任務由團長劉輝山和政委張廷禎帶領部分部隊擔負;以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領導組成的后委,警衛任務由參謀長古遠興和政治處副主任常真帶領部分部隊承擔;以劉少奇、朱德等領導組成的工委,警衛任務由副團長張耀祠和副政委張宏帶領部分部隊負責。警衛中央各路首長的部隊,經過一年多的轉戰,于1948年四五月間,先后在河北平山縣會合。這時,我軍已由戰略轉移轉為戰略進攻,展開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大決戰。保衛黨中央毛XX進北平提到議事議程。保衛黨中央和毛XX進北平,單靠原來的警衛力量顯然是不夠的。按照中央命令,為盡快適應新的情況和環境,警衛部隊開始大擴編。1948年5月4日,警衛團在平山縣東黃泥村召開了干部會議,會上宣布了在原建制3個營的基礎上,組建第4營。團直的騎兵連、機槍連、宣傳隊不動,從其他部隊抽調部分人員編成炮兵連和機炮連。通過擴編原來部隊增加了一個營,團直增加了兩個連。會議期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到會作了重要指示,他說:革命戰爭快要在全國勝利了,隨著革命的發展。我們的工作將由農村逐漸轉移到城市,中央將在全國勝利后進入大城市,并且要成立新中國人民政府。他要求大家搞好友鄰關系、群眾關系、內部關系,學會管理大城市,學會在大城市中做好警衛工作,圓滿完成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的任務,保持中央警備團的光榮稱號。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在會上也講了話,他就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進北平談了兩點意見:第一點要求大家不要保守,要與過去的不良習慣作斗爭。在工作上、政治上、軍事上、生活上都不能固守在農村中的老一套,要勇于學習新事物,要學會在城市里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的本領。第二點要求大家嚴格遵守紀律,絕不能腐化墮落、自由散漫,做執行城市政策和遵守紀律的模范。國民黨為了挽回失敗的大局,加緊對黨中央毛XX駐地進行轟炸。為保衛好黨中央和毛XX的安全。中央警衛團決定設立防空觀察哨,嚴密注視敵機飛行動向。觀察哨設在毛XX住地北面的小山上,哨所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是一個半隱蔽工事。并挖有對空射擊掩體,架起了高射機槍,配備了警報器,還安裝了一部電話。觀察哨白天防空,夜間放哨。當時規定只要有3架以上的敵機向我方飛來,就要發出警報。一天上午9時左右,3架敵機朝黨中央毛XX駐地上空飛來,觀察哨立即拉響了防空警報。工作了一夜的毛XX,吃完早飯剛好睡覺,他身邊的警衛人員聽到警報,不顧一切地叫醒主席進了防空洞。兩三分鐘后,敵機飛了過去,安然無事。這時,周副主席給防空觀察哨打來電話,責問是誰叫拉警報的,哨兵回答說是團里規定的。周總理批評了哨兵。受到批評,大家都想不開。后來一件事情使大家想開了。周總理每天早晨起床都要咳嗽幾下將口中的痰吐出來,為了不影響毛XX休息,每天周副主席都要走十幾分鐘到后面的山后去吐痰。通過這件事情大家終于明白了周副主席的苦心。毛XX每天都為全中國解放而操勞,休息不好怎么能行。飛機來了還拉不拉警報。后來大家商量來商量去,最后決定還是要拉,做警衛工作,一切從黨中央和毛XX的安全出發,拉總比不拉好。萬一敵機真扔下炸彈,出了問題就麻煩了。部隊擴編工作完成后,警衛團對擴編部隊及時進行了教育,通過教育,大家工作學習爭先恐后,自發地搞起比值崗、比貢獻的活動。在對擴編部隊的教育中,領導反復強調:“這里是前方的前方,戰場的戰場。我們保衛黨中央和毛XX,就是睡覺時也要睜著一只眼睛。”并規定:不管在什么情況下,值崗一律上子彈。由于思想上的弦繃得太緊,值崗訓練太累,戰士們休息太少,有些戰士值崗時過分疲勞和緊張,結果有一個姓張的戰士在夜里值崗時出了事故,手里的駁殼槍走火了,子彈穿過周恩來副主席住房的玻璃打在墻上。警衛班的同志們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驚醒,一個個沖出房門,跑向周副主席住處,不由分說,七手八腳把小張的槍給下了。很快,警衛連長何有興也帶人趕來了。小張一見何連長,悔恨地蹲在地上抱頭痛哭。這時,夜間一向工作很晚的周副主席放下手里的文件,同鄧穎超一起走出房來,問明情況后,周副主席若無其事地上前一把將小張拉起來,拍了拍他的肩頭說:莫哭莫哭,好了好了,沒的事。然后對同志們說:今天我們就當作一次實地演習,大家演習得很好嘛,都回去休息吧!這時,周副主席叫住何連長。說:不要過分批評小張,他出了事故,夠難過的了,回去要多做安慰工作。這一點,也告訴同志們。發生這樣嚴重事故,團領導大為震動,通過這次事故,團里進行分析研究,查找了原因,大家感到,這次事故表面上看是由戰士引起的,但干部也有責任。這起事故是領導對部隊教育不當造成的。部隊剛擴編,人員成分新,團里只是強調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強調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當然這都是必須的,但及時組織他們學習警衛業務不夠,不少人在執勤中碰到情況不會處理。如:有的在執勤中發現了壞人,叫壞人在一旁等著,自己去向上級報告,結果壞人跑了。團領導一致意見,提高部隊業務素質是當務之急。部隊業務素質提高了,保衛黨中央和毛XX安全進北平的準備工作才能落到實處。會上研究確定,集中力量編寫《武裝保衛教材》,全面開展業務學習。說干就干,團里組織有經驗的人員根據部隊實際情況編纂出了教材。教材實用性很強,部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業務學習,執勤能力有了顯著提高。在擴編后的5個月中,除了完成中央首長的住地警衛任務外,還完成了警衛中央各種會議324次,路線警衛和護送中央首長78次。在完成任務中,僅7連就捕獲國民黨特務8名,繳獲各種槍7支、子彈534發、手榴彈27枚。還截獲了企圖化裝潛逃的國民黨偽蒙邊“剿匪”總司令任勤多吉(國民黨軍中將、偽國大代表)和他的兒子、國民黨駐北平聯絡處長云勤多吉及5名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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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劉文輝,縣長,就地正法,軍閥,學校軍閥劉文輝:政府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四川西部和西藏東部有一個完整的省建制,叫“西康省”,著名的《康定情歌》就出自這個省份,“跑馬溜溜地山喲,一朵溜溜的云喲,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地城喲,月亮彎彎,康定溜溜地城喲”,這個“康定城”是西康省會,省主席劉文輝上將在此辦公。西康作為省份,醞釀于1935年7月,消失于1955年7月,前后加起來,只有20年壽命,但在這短短的20年歷史中,有一種奇異的現象曾經格外引人注目。1939年,影視教育大師孫明經攝制記錄片《西康》,他曾驚訝地發現,西康校舍大多堅固寬敞,相比之下,政府機構破爛不堪。在影片中,孫老師使用對比剪輯手法,突化了這個特點。此外,他還拍攝了大量圖片,其中兩幅頗具深意。其一是德格縣小學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氣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點也不寒酸。其二是義敦縣長站在縣政府門前,縣政府不是大樓,而是石頭壘起來的平房,為了防止倒塌,兩條長長的原木支撐著它的前臉。如果不是孫老師做了注釋,今人很難相信,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機構。孫老師問縣長:“為什么縣政府的房子總是不如學校?”縣長答:“劉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實際上,這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現象,并非西康省獨有,只是劉文輝對違反這種傳統的官員處罰最烈。想一想1916年的首都北京,有哪座政府建筑或商務駐地能比北大紅樓更強?紅樓在那個時代如此耀眼,除了里面坐著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還因為它是首都最高大氣派的洋建筑。在世俗社會中,這是一種奢望,是一種令人難以企及的榮耀。再想想1919年的清華圖書館,有哪座非教育機構敢與之比肩?清華圖書館一層是玻璃地板,商人來了,一樣覺得敬畏。清華科技館空調一轉,四季如春,沒有人知道原子彈功勛科學家大多在這里成長,但看到這樣的國內一流條件,你會相信頂尖級人物在別處出現嗎?在川康地區,握有實權的將軍紛爭不和,但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因為自己是讀書人,因此格外重視各級教育,最喜歡建學校和豪華圖書館——重慶市長楊森上將如此,四川省主席劉湘上將如此,西康省主席劉文輝上將也是如此。劉文輝興建了成都建國中學,他兒子是共產黨校長,培養了一批地下共產黨學生,比如《紅巖》的作者羅廣斌。劉文輝的五哥劉文彩,抗戰期間耗資2.5億,興建人間最美麗的安仁文彩中學,他立碑言志,“學校成立之日,劉家對之不再擁有所有權和使用權”,但他重金聘請各地名師,每年把2000畝良田的收入捐給學校,設立“清寒補助金”。重教之風,上行而下效,所以巴塘縣長趙國泰在公務之外兼做小學教師,代講語文課。最關鍵的是,這是一種精神和社會愿望,以犧牲眼前利益為成本,鑄造民族的未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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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記略廬山,國民黨,記略,訓練團,軍官國民黨廬山軍官訓練團記略文/江西·賀 偉1933年7月18日上午,廬山五老峰下的海會寺正在舉行“中國國民黨贛粵閩湘鄂北路剿匪軍軍官訓練團”(簡稱“廬山軍官訓練團”)第一期開學典禮。臨時修建的操場上,整整齊齊地站著1840名軍官,個個目不斜視,神情嚴肅。一身戎裝的蔣介石站在“軍人魂”三個大字的橫幅下面訓話:“我們軍官團這一次在廬山訓練,和民國13年總理在廣州創辦黃埔軍校的意義,完全是一樣的。不過黃埔的使命,是完成第一期革命的責任,而今日廬山的使命,是要完成第二期的革命責任而已,也就是先要消滅赤匪,再來收復失地,完成安內攘外之大業,盡到我們第二期革命的責任!“現在的軍隊不成個樣子,腐敗、驕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團結、不統一,連小小的紅軍都不能打敗。其根本原因就是一般官長沒有廉恥,沒有血性,沒有良心,不講禮義,喪失了革命精神。這是我們一般官長最大的恥辱,尤其是我做統帥的最大恥辱。“我們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區,與整個革命的成敗、黨國的存亡,統統都要看這次訓練能不能發生效力。所以希望各位教官和學員,認清這次訓練的重大意義。”靜聽訓話的軍官們都明白,這次廬山訓練,的確是大不尋常,切不可掉以輕心。一1933年5月17日,氣候還不太炎熱,蔣介石就從南京到了廬山。他要在這個幽靜的“夏都”好好思考一下黨國大事。1928年至1930年10月,國內連續爆發了寧漢戰爭、蔣桂戰爭、蔣馮戰爭和蔣馮閻大戰,蔣介石指揮戰斗力較強的嫡系部隊作戰并采取收買、分化等手段,取得了這幾次戰爭的勝利,中國局勢暫時趨于穩定。蔣介石宣告“深信本黨統一中國之局勢已經形成,叛黨亂國之徒,今后決無能再起”(蔣介石《告中央同志書》)。因此,躊躇滿志的蔣介石準備在國內全面實行獨裁統治,在不觸動當時中國根本矛盾的情況下,實施有限的改革。他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整肅社會,發展經濟。他在1930年10月10日為紀念“雙十節”發表的《告父老文》中提出了“整理財物”、“澄清吏治”、“發展經濟”、“厲行地方自治”、“肅清匪共”等五項政治措施。隨后召開的國民大會頒布了一些法規法令,力圖促進社會穩定,發展經濟。中國的經濟也因此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壯大。但在此時,日本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占領我東三省,之后又準備全面發動侵華戰爭。面對外敵步步入侵,蔣介石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一方面命令東北軍放棄抵抗,壓制國內抗日力量,另一方面調集大軍,抓緊了對蘇區的“圍剿”。蔣介石雖然在“五項政治措施”中提出“肅清匪共”,但他因連續擊敗了各路諸侯,有些飄飄然起來,根本沒有把紅軍放在眼里,認為他們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裝備又差,不堪一擊。直到連續碰了幾次壁之后,才發現自己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土地革命,在軍閥混戰的幾年中迅猛發展,紅軍主力達到10萬人左右,創建了贛南閩西中央根據地及閩浙贛根據地、鄂豫皖根據地、廣西左右江根據地等。蔣介石以前將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各路軍閥上,現在騰出手來了,集中對付共產黨和紅軍。1930年12月,蔣介石抽調1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5天內,張輝瓚的第十八師被紅軍全殲,張輝瓚被紅軍活捉;魯道源的第五十師大半被殲,第一次圍剿失敗。1931年2月,蔣介石又抽調2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半月之內,國民黨軍四戰皆敗,被殲3萬多人,第二次圍剿又失敗。同年7月,蔣介石再組織30萬雜牌軍,向蘇區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兩個月之內,國民黨軍又連遭敗績,被殲3萬余人,第三次圍剿又失敗了。三次大規模圍剿都遭到失敗,蔣介石才慢慢清醒,開始正視紅軍的力量。1932年6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策劃部署第四次圍剿紅軍事宜。蔣介石吸取前三次圍剿因輕敵未派嫡系主力部隊參戰的教訓,決定派陳誠率12個師,充當進攻蘇區中央根據地的主要突擊力量。12月底,50萬大軍向蘇區撲來,各路將領都喜形于色,認為有中央軍主力參戰,一定能全勝而歸。誰知事與愿違,1933年2月27日,紅軍主力在黃陂、蛟湖一帶伏擊陳誠的第五十二師,全殲該師,師長李明負傷被俘;2月28日,紅軍主力又在霍源附近重創陳誠的第五十九師;3月21日,陳誠賴以起家、聲稱從未打過敗仗的第十一師在草苔區遭紅軍毀滅性打擊,只逃走了不到一團兵力。消息傳開,各路圍剿大軍兵無斗志,將不敢前,紛紛退回,第四次圍剿又遭到慘敗。蔣介石在寫給陳誠的手諭中,不得不哀嘆道:“此次挫敗,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第四次圍剿蘇區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一方面,他承認自己以前低估了紅軍,更重要的,是他意識到國民黨軍隊已是一支“喪失了革命精神”、“缺乏信仰”、“貪生怕死”、“腐敗、驕惰、散漫、自私自利、不團結、不統一”的軍隊。依靠這樣的軍隊想蕩平蘇區、消滅紅軍是不可能的,僅靠懲處一兩個將校也不能解決問題。此外,在蔣介石心頭,還有另一層憂慮。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中國東北,東三省很快淪陷。蔣介石在日本留過學,深知日本的國力、軍力均遠遠超過中國,日本人決不會只滿足于占領東北,中日間必將會爆發更大的戰爭。中國的國力本來就弱,軍隊裝備本來就差,軍隊又是如此紀律渙散貪生怕死,沒有一點戰斗力,連裝備很差的紅軍都無法打敗,將來中日一旦發生更大的戰爭,這樣的軍隊如何能與日軍抗衡?如何提高國軍的戰斗力,成了蔣介石的心病。他拋開一切事務,來到廬山,就是要認真思考這一問題,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二1933年5月27日,蔣介石在“美廬”召見賀衷寒和楊永泰,商討對策。賀衷寒是湖南岳陽人,生于1900年,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一期,與蔣先云、陳賡并稱“黃埔三杰”。賀衷寒才思敏捷,一貫注重政治工作,是國民黨政訓系統的鼻祖和總頭目。1933年2月,他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1972年5月10日病逝于臺灣。楊永泰是廣東茂名人,生于1880年,早年受過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后又受過正規的西方教育,曾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討袁斗爭,后成為蔣介石的高參。1933年5月他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1935年調任湖北省主席,1936年10月被暗殺。賀衷寒、楊永泰來到“美廬”,他們走進一樓的會客廳時,只見身穿長袍的蔣介石正站在一面掛有巨大軍事地圖的墻壁前凝思。蔣見他倆來了,請他們坐下、喝茶,自己也在沙發上坐下。蔣介石思忖了一會兒,才緩慢地說道:“當今中國,內憂外患。日本人步步緊逼,廣東廣西心存異意,各路諸侯也各有各的算盤。不過,當今最為緊迫的,還是共匪的不斷擴大。北伐時我們和共產黨合作過,知道他們能打仗,又特別善于蠱惑民眾,不可輕視呀!”蔣介石喝了幾口白開水,微微皺了下眉頭,又接著說:“面臨如此內憂外患,可是我們的軍隊卻這樣無能,幾十萬大軍都對付不了共匪,還要等到共匪羽毛長豐,來和我們爭奪天下嗎?國家養這樣的軍隊有什么用?不好好整頓是不行了,不行了!”賀衷寒、楊永泰對視了一下,楊示意賀先講。賀衷寒字斟句酌地說道:“校長所言極是。現今共匪,尚不能與當年孫傳芳、吳佩孚的軍隊相比,也不能與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的軍隊相比,我軍數次圍剿都未成功,其原因還在我軍自身。而我軍缺乏戰斗力的主要原因,又是……”賀衷寒說著,支吾了一下。蔣介石揮揮手,催道:“說下去,說下去!有話直說,請你們來,就是共商國是,不要有所顧慮嘛。”賀衷寒接著又往下說:“軍隊缺乏戰斗力,主要是各級官長驕惰,腐敗,爭權奪利,不愛惜士兵,甚至克扣軍餉。一些將領更是野蠻成性,為所欲為,不聽從指揮,實在有負校長的栽培,任其下去,后果不堪設想。”蔣介石聽著,神色嚴肅地沉吟了一下,點點頭說:“你說得對!若不及早整頓,恐怕積重難返。你們有何良策?”賀衷寒答道:“校長,我早有一個想法,我們能否仿效黃埔軍校的做法,舉辦大型軍官訓練團,從政治和軍事上訓練軍官,增強服從領袖、為國盡忠的信念,加強紀律性,打掉驕惰、懶散、蠻橫的習氣,把已經喪失的革命精神再重新恢復起來。”楊永泰緊接著說道:“舉辦軍訓團是一個好辦法,一個軍隊最重要的是士氣、精神,我們現在無論是軍隊數量、裝備、給養遠勝于共匪,缺少的只是斗志和團結。剿匪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只要全軍官兵統一了思想,一心為黨國效勞,一定能夠肅清匪患。”蔣介石連連點頭說:“好!好!很好!你們的建議很好!看來,辦一個大型軍官訓練團是有必要的。再不嚴加整頓,軍將不軍,國將不國,還怎么實現總理的遺愿,完成我們革命的責任!”賀衷寒、楊永泰的建議引起蔣介石的高度重視,經過與國民黨其他政要及高級將領們反復磋商,決定就在廬山舉辦大型軍官訓練團,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分三期輪訓贛粵閩湘鄂五省參加圍剿紅軍的主力部隊的低、中、高級軍官。三蔣介石決定舉辦軍官訓練團后,首先考慮團長的人選,他決定由陳誠任團長。他深知陳誠對自己絕對忠誠,又較為廉潔,能與士兵同甘共苦,頗為部下所擁戴。雖然陳誠在第四次圍剿蘇區中遭到失敗,難辭其咎,不得不給予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的處分,但畢竟有多方面原因,不能責怪一人。讓陳誠做團長,正是重新樹立他的威信,讓他振奮精神,更好地為黨國效勞的好機會。蔣介石不顧何應欽、熊式輝、楊永泰等人的反對,還是任命陳誠為軍訓團團長。陳誠一到任,立即率人在廬山選擇營地。經過幾天實地勘察,選定了廬山南麓海會寺附近的一塊空地。此地位于五老峰下,既有類似贛南山區的陡峭山地和險壑絕壁,利于進行山地模擬攻防演習;又有平地緩坡,稍加修整,即可建成數千人的訓練場所。蔣介石得到報告后,立即前往探視,也深感滿意。1933年6月25日,蔣介石在廬山發出手令,任命南昌行營第三廳廳長劉興、第五軍副軍長劉紹先分別為軍訓團籌備處主任、副主任,限定一切籌備工作要在20天內完成。任務之艱巨,時間之緊迫,實為罕見。二劉率領四個團的人馬和幾千民工不分晝夜地苦干,搶修簡易公路、簡易操場和各訓練場地,搭設帳篷和供高級教官及外國軍事顧問居住的簡易住房。與此同時,蔣介石下令任命陳誠為訓練團團長,劉紹先、柳善為副團長,陳芝馨、李樹森、黃維三個少將為一、二、三營營長;任命楊杰為總教官,朱懷冰、李明灝、王俊等27名將級軍官為主任教官和主教官,其余還有一批校級教官;聘請德國軍事顧問闊茨等12名外國軍事專家為訓練團顧問。蔣介石還下達命令,在舉辦訓練團的同時,在廬山白鹿洞書院舉辦黨政人員訓練所,訓練五省“剿匪”部隊中的政工干部,任命賀衷寒、何浩若為正副所長。1933年7月18日,第一期廬山軍官訓練團在海會寺舉行開學典禮。1840名受訓軍官在陳誠的帶領下呼喊口號:“服從蔣委員長!”“剿滅萬惡赤匪!”“完成國民革命!”蔣介石在長篇演講時,竟有四名軍官抵擋不住烈日的暴曬相繼暈倒。蔣介石大為惱怒,敲打著桌子大聲說道:“在太陽下站幾個小時都支持不住,還怎么帶兵!怎么打仗!再不嚴加整頓,國家還能依靠誰?你們都是黨國的棟梁,你們一定要好自為之!”最后,蔣介石帶領全體軍官背誦“總理遺囑”,他背一句,學員們跟著背一句。當晚,蔣介石和宋美齡不住簡易住房,也和全體學員一樣,在帳篷里過了一夜。四蔣介石很懂得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十分注重思想訓練,他十分贊同楊永泰、賀衷寒提出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訓練方針。在訓練團第一期他共訓話7次,其中5次是關于精神方面的。他反復強調:“軍人的精神,就是兼全一貫的‘仁’‘智’‘勇’,這是構成軍人精神的‘三要素’。最重要的是‘仁’,智勇皆因仁而生。何謂仁?就是要明白天下大事,以國家利益為重,絕對服從領袖,為了國家的事體,可以毫不猶豫地去死。只有做到仁,才能做到有智有勇,所向無敵。”蔣介石還希望通過訓練,能“培養學員的新精神,也就是要有自信、信仰和信任”。所謂“自信”,就是要消除畏懼紅軍的心理,自信一定可以“剿滅”紅軍;所謂“信仰”,就是要堅定地信仰三民主義,信仰領袖;所謂“信任”,就是各級官長之間要互相信任,精誠團結,統一步伐,不要互相摩擦,自己消耗自己。在軍事訓練上,蔣介石提出“六項原則”,即搜索、聯絡、偵探、警戒、掩護、觀測。蔣介石針對紅軍利用熟悉的地形,時常采用引誘、突襲,擅長運動戰、游擊戰等特點提出:搜索要全面、仔細,切不可中計上當;部隊之間聯絡要緊密,切不可孤軍深入;對地形觀測要認真,險要地段一定要謹慎行事;偵探、警戒、掩護都要周密。這些原則在訓練和演習中反復運用,要求軍官們熟練掌握。蔣介石還十分重視軍官們提的建議。曾經幾次參加過“圍剿”紅軍的金漢鼎、戴岳向蔣介石提出“碉堡策略”。他們指出,“六項原則”基本上是用于進攻,而他們根據切身體會,防守也是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國軍雖然人數眾多,但一進入莽莽山區,就不免分散兵力,又不熟悉地形,缺乏糧草,常常處于被動地位。紅軍的弱點是裝備差,缺乏重武器,軍事素質也不強,不擅長打陣地戰和攻堅戰,不敢和國軍主力正面對抗。針對紅軍弱點,可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攻防兼備的策略。每到一處,就修筑堅固的碉堡,碉堡之間用簡易公路相連,將老百姓都集中在火力范圍之內生活,切斷他們與紅軍的聯系。這樣逐步縮小包圍圈,迫使紅軍主力與國民黨軍正面作戰,國民黨軍的優勢便可充分發揮,最后剿滅紅軍。金漢鼎、戴岳的建議引起了蔣介石的高度重視,他認為這是對付紅軍的一個有效方法。當即命令金、戴二人速將這方面的經驗寫成小冊子,趕印出來,發給受訓的軍官,并由他二人詳細講解建筑碉堡應選擇的地形、火力配備、互相支援等問題。針對紅軍慣于山地作戰的特點,訓練團還特別注重山地攀越訓練,軍官們每天負重練習爬山,攀越懸崖峭壁。訓練團還著重訓練了山地如何運送大炮、彈藥,如何射擊高山和山背后的目標,充分發揮重武器的威力。訓練團第一期7月18日開始至8月4日結束,共消耗短槍、步槍、輕重機槍子彈48768發,支出大洋97667元,分發《剿匪手冊》2520冊,贈發刻有“蔣介石贈”字樣的“軍人魂”短劍1835把,有11名學員未能畢業,轉入第二期。8月13日,訓練團第二期舉行開學典禮,共有2517人參加訓練。至8月27日結束,共耗費槍彈44512發,支出大洋130594元,贈發“軍人魂”短劍2504把,開除4名學員,28名未能畢業,轉入第三期。9月3日,訓練團第三期舉行開學典禮,3241人參加訓練。9月18日,訓練團第三期結束,蔣介石作《知恥誠意與決心》的演講。蔣介石強調兩年前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尤其是中國軍人最恥辱最悲痛的事件,但是攘外必先安內,“剿共”仍應放在第一位。第三期開除學員4名,有兩學員潛逃。廬山軍官訓練團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分三期輪訓了贛粵閩湘鄂五省國民黨軍隊的初級、中級和少數高級軍官共7598名,完成了預定任務。訓練團一結束,蔣介石即在9月底調集100萬兵力,對共產黨領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國民黨軍隊吸取了以往失敗的教訓,以碉堡為攻守據點,步步為營,逐步縮小包圍圈。另一方面,由于共產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者完全排斥了毛XX的正確領導,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不放棄根據地一寸土地”,同敵人打硬仗,拼消耗,最終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但也毋庸諱言,廬山軍官訓練團對提高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五蔣介石1933年舉辦廬山軍官訓練團“達到了預定的目標”后,十分欣慰,決定每年都在廬山舉辦軍訓團及各類講習班。1934年6月,蔣介石決定繼續在廬山海會寺舉辦“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陸軍軍官訓練團”,調訓全國各地校官以上的中、高級軍官。因參加訓練的軍官來自不同派系,不少人資格老、軍銜高,蔣介石擔心陳誠難以服眾,便自任團長,陳誠任副團長。自7月初至9月25日,共分三期輪訓了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及桂、滇、川、粵、綏、陜、甘各派系部隊的將校級軍官。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根據地大部分都已喪失,此后不久,紅軍被迫于1934年10月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因此,這年夏季的軍訓團,很重要的內容是針對日本軍隊。蔣介石分三次作了《抵御外侮與復興民族》的演講,對日本的優點和弱點,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中國極弱的國力、財力,也有客觀的評估和自我批評。面對即將全面爆發的中日戰爭,蔣介石還著重闡述了如何以空間換時間、以劣勢勝優勢的戰略與戰術。1935年5月,蔣介石擬繼續舉辦廬山訓練團,委派陳誠為主任,葉楚傖、王世杰、陳立夫、張治中等32人為委員,在武昌籌備“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廬山暑期訓練團”。陳誠等隨即擬出大綱,并經國民黨第171次中常會批準,通令施行。大綱規定訓練團擴大訓練范圍,設黨務、軍訓、政訓、縣政等8個組,在海會寺訓練基地分兩期培訓從中央黨部、訓練總監部、軍政部、內政部、教育部等系統抽調的7400余名學員。后因蔣介石到四川指揮“圍剿”正在長征的紅軍,未來廬山,故此期訓練班又推至1936年夏季才完成。1937年夏季,蔣介石又在海會寺舉辦軍官訓練團,參加訓練的都是旅師以上的高級軍官。蔣介石自任團長,程潛、賀國光、白崇禧、何應欽、張治中、陳誠任副團長,陳誠還兼教育長,負實際領導責任。第一期于6月25日開學。鑒于日本吞并整個中國的意圖及行動已十分明顯,此次軍訓團主要針對日軍。劉云、陳又新、李覺、郭懺等專家擔任教官,重點講述飛機、坦克、遠程火炮、騎兵的布防和攻守,還講述了游擊戰術。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正式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消息傳來,許多參訓的將領主動請纓。每天早上集訓隊點名,陳誠手拿一張名單,對點到名的軍官當面下達趕赴戰場的命令,被點到的軍官即刻離隊。每天晚上,軍官們都將行裝準備好,希望第二天能開赴前線,孫連仲、李默庵、王耀武等都是從廬山直接走上抗日戰場的。一天早上,陳誠點了離團的軍官名后,因蔣介石要訓話,幾名軍官未即刻離去。陳誠見蔣介石講了幾個小時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便上前打斷他的話,說有軍官急著趕赴戰場。蔣介石連連點頭,說:好,好,軍情火急,不可片刻耽擱。隨即草草結束了訓話。8月下旬,第二期學員畢業。至此,從1933年開始舉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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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潛伏中國長達37年的日本間諜的自述日本,間諜,中國,自述一個潛伏中國長達37年的日本間諜的自述2010年4月29日核心提示:這本名為《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被稱為青桐戰士》的書,披露了日本自衛隊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軍情的重大內幕。該書的作者是潛伏中國37年之久的日本間諜、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近日,一本印著“世紀大獨家”、“國家持續隱蔽的戰后最大禁忌”字樣的書擺上了日本各大書店的暢銷書架。這本名為《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被稱為青桐戰士》的書,披露了日本自衛隊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軍情的重大內幕。該書的作者是潛伏中國37年之久的日本間諜、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詭秘的海南之行20世紀80年代一個炎熱的夏夜,海口市一家高級賓館的豪華套間內,一個略微禿頂的日本男人躡手躡腳地拎著皮箱來到窗子旁。他從箱子里拿出一臺酷似收音機的機器,熟練地架好機器、對準波長。傳出的聲音開始有些嘈雜,但慢慢變得清晰。不知道是因為門外傳來了簌簌的衣服摩擦聲,還是本能使然,這個日本男子突然感到胸口一陣緊縮,神經質地感受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恐懼感。僅幾秒鐘時間,他拔下天線,把機器扔到床下,迅速按下電視機的開關,一個箭步沖到床上,看起了電視。兩分鐘后,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他假裝睡眼惺忪地打開了門,兩個強壯的男子沖進了房間,環視一周后,其中一人說:“原來是電視”。日本男人心中一陣戰栗,但他的臉上仍掛著疑惑的表情,用日語向來者提問,兩名中國男子很快就不耐煩地走了。這個日本人就是阿尾博政,日本自衛隊派駐中國的間諜。藏在床下的機器,是他從臺灣帶來的受信機。阿尾知道,他差點就大難臨頭,來人很可能就是中國國家安全部門的人員。地獄般的特種訓練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縣。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在一片法西斯狂熱中度過的。少不更事的他,很快就成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忠實追隨者。1959年,阿尾博政以優異成績考進了日本自衛隊。等待他的是“地獄”般的訓練生活。剛進學校,他就碰上了每年一度的對抗性馬拉松競走,看似平常的比賽,卻有一個要求——全體隊員必須同時到達終點。“這項比賽要求必須把落后的人員拉著一起到達目的地,這最適合培養團隊精神,同時也喚醒超越個人體力界限的能量”。此后,他苦練實彈射擊,學會熟練使用各種槍支,刻苦訓練匍匐潛入的技巧——在機槍的強烈掃射之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所有艱苦的訓練,在阿尾博政面前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漸漸地,他獲得了上司的賞識,很快就升為小隊長。不久,連隊長推薦他參加一個神秘的研究課程——特種部隊訓練。他面對的是更加苛刻的“地獄”訓練——美國留學歸來的訓練員每天都給他們安排超越體力與精神極限的訓練項目,比如,一個人在黑熊出沒的樹海中度過一天一夜;攜帶1天的食物,進行3天的高強度訓練……一些營員終于因為無法忍受而自殺。但阿尾博政卻從不退縮,他在多年后仍很感激這段經歷:“特種部隊的訓練培養了我,讓我在任何嚴酷的情況下,也能保持作戰的自信。這對我今后作為秘密諜報員十分有益。”對華間諜戰的老手結束在特種部隊的訓練后,阿尾博政被分到了一個名為“武藏機關”的部門。這是日美共同建立的諜報機構。他很快接到了第一個任務——以新宿的一間公寓為據點,偵測俄羅斯的情報。其間,他施展美男計,騙得一名俄羅斯旅行團女翻譯的信任,讓她為自己拍攝俄羅斯軍事機場的照片。隨著工作的深入,頗有“追求”的阿尾博政感到,自己只不過是美國的一條“走狗”。他多次向上司提議建立日本獨立的情報機構。半年后,他的建議終于得到批準。但上司告訴他,“要建立獨自的情報機構,你必須辭掉在‘武藏機關’的工作,還要真正退出自衛隊。”這意味著他不僅會失去養老金,連工資也沒法保證。盡管如此,阿尾博政還是離開了“武藏機關”,并為自己的諜報系統起名為“阿尾博政機關”。開始時,“阿尾博政機關”主要從事國內諜報工作。為此,他賣過菜,辦過洗衣粉銷售店,甚至當過運貨司機……阿尾博政的隱忍終于得到了回報。1972年3月,他被自衛隊上層機關召見。上級指示:“不久的將來,日本就要和臺灣斷交。日臺關系會變得很復雜。從日本安全保障的大局出發,需要有人監視臺灣。希望你能完成這項任務。”就這樣,阿尾博政以經濟學學者的身份潛入了臺灣。不久后,他又在臺灣間諜部門的委托下,將目光鎖定中國大陸。由于有經濟學家的身份,阿尾博政很快就以“民間交流”為借口頻繁出入中國大陸。一開始,他找不到其他門路,就用秘密相機拍攝中國的街頭景象,或到新華書店里搜集中國的各種出版物,并想法設法搞到了一些非正式的出版物。通過日益豐富的人脈關系,阿尾博政漸漸找到了更多的偵測機會。一次,在中國政府官員的介紹下,他被安排到部隊去交流。在部隊參觀期間,他看到很多軍事設施和武器。他不動聲色,要求和部隊人員合影留念,借機拍下了當時中國最尖端的軍車。日本和臺灣都急切地想知道海口空軍戰斗機的配備情況。阿尾博政多次接到命令:必須尋找一切機會刺探相關情報。開始時,阿尾頭緒全無,只能不斷在海口的機場乘坐飛機,觀察海口機場的情況。幾次之后,老練的他終于發現,海口機場的一個角落多出了一個掩體。阿尾博政興奮不已,因為他本能地感覺到那正是軍用飛機的格納庫!機上人多,左右都是中國人,阿尾博政在幾秒鐘之內就想出了對策——他換了座位,坐到了最后一排。飛機起飛前,他拿著相機瘋狂地按下快門,就這樣,掌握了中國最新戰斗機型號的情況。久而久之,阿尾博政成了對華間諜戰的老手。從1982年開始,他為日本陸上幕僚監部呈報了150篇關于中國情況的報告。即便在退休后,阿尾博政都沒有真正離開對華間諜戰這條戰線。如今,已經78歲的阿尾博政繼續擔任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仍然關注著日本的對華諜報活動。百年對華情報戰阿尾博政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國家機密,將自己的對華間諜行動寫成書?有分析認為,他試圖通過此舉,讓日本政府更加重視對華諜報活動的重要性。在中國不斷崛起的新時期,像阿尾博政這樣的老牌間諜,一直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關注、監測中國經濟、軍事、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實際上,阿尾博政在書中披露的情況只是日本對華間諜活動的冰山一角。日本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從18世紀就已開始。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情報刺探活動達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潛入中國,將大量在中國活動的日本浪人糾集起來,組織了龐大的間諜網,開始以各種形式刺探中國的情報。后來,他根據成員在中國各地搜集到的情報,編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國通商綜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諸多方面,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進入20世紀,日本對華情報戰更加猖獗。特別是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向中國派出了難以計數的諜報人員。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潛入中國,進行非法測繪。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方面發現,侵華日軍使用的軍用地圖,竟然比中方的軍用地圖還要精確,重要地段的一棵樹、一間房,都被記錄得一清二楚。二戰后,日本派間諜大規模潛入中國,是在1972年中日建交、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后。他們派出一批精通漢語的諜報專家,以使領館為主要陣地,通過不斷發展與留學生、工程技術人員、專家以及華僑的私人關系,刺探我國情報。同時,他們向名目繁多的民間代表團、民間機構,安插大量的諜報人員,打著“交流、參觀”的旗號,大肆竊取中國的經濟、技術情報。幾年前,兩名日本國公民以考古為名,在中國的一些地區擅自測繪,最終在江西境內被抓獲。被我國警方繳獲的資料中,就有他們特別標注的部分軍事設施的詳細位置。2006年9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裁定,兩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務省派出的間諜,他們為“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工作,北京高院認定該組織是間諜機構。同年,國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經濟新聞》雜志的創辦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他從1995年開始,為日本外務省搜集中國情報,提供了大量中國的機密文件復印件,內容從“鄧小平的健康狀態”、“中國的對外政策”,到“中國領導人對解放軍的內部講話”等,不一而足。另據報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樓專門為廣播監聽而建,內有8名監聽人員全天24小時監聽和收錄中國中央及地方電臺廣播節目,并整理、制成卡片,分類存檔。日本亞細亞綜合開發研究所近來開設了一種新的服務項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機關輸送各國經濟情報信息。在中國境內,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機構已發展到近千家,遍布大中城市,他們或親自下手,或利用中國雇員,從事經濟間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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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廣平眼中的魯迅:揭開“兄弟不和”真相兄弟不和,魯迅,許廣平,真相許廣平眼中的魯迅:揭開“兄弟不和”真相(1張圖)[史海鉤沉] 人物》雜志特約撰稿喬安魯迅先生的長孫周令飛,曾在上海交通大學的一場講演中大聲詰問:“魯迅是誰?”在上世紀的數十年間,魯迅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話題”。提起魯迅,很多人會想到那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革命者形象。近些年來,人們通過不同的方法,去還原“作為普通人的魯迅”。隨著許廣平50年前撰寫的《魯迅回憶錄》手稿于2010年3月出版,讀者看到了一個更豐滿的魯迅形象。為人師:深入淺出,幽默風趣許廣平這樣描述魯迅的外貌:“魯迅是一個平凡的人,如果走到大街上,絕不會引起一個人的注意……但在講臺上,在群眾中,在青年們的眼里所照出來的真相卻不一樣。他那灰暗的面孔這時從深色的罩上面紗的一層灰暗放出夜光杯一樣的異彩。人們聽到他的聲音就好像飲過了葡萄美酒一般的舒暢。兩眼在說話的時候又射出來無量的光芒異彩,精神抖擻地,頓覺著滿室生輝起來了。”魯迅在短短56年的人生中,先后多次擔任教職,從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到北大講師,他教過中學生化學,也在大學教授過文學。無論在北京,在廈門,或是在廣州,魯迅講的課總是吸引很多人。他擅長用十分淺白的例子來闡明復雜的道理。作家鄭伯奇回憶說:“他先談起家鄉的風俗,大意是男人討媳婦的時候,并不要什么杏臉柳腰的美人,要的是健壯的少女。由這類的例子,他歸結到農民和紳士對于美觀的不同。然后,他用實證,揭破了‘美是絕對的’這種觀念論的錯誤。而給‘美的階級性’這種思想,找出了鐵一般的證據。”課堂上的魯迅也有幽默的時候。有一次講到《西南荒經》上說,吃了一種叫訛獸的肉的人,說話就會不誠實。他隨即講了個故事: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問路,結果從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三個不同的回答。他接著幽默地說:“大約他們亦是食過訛獸罷!”學生們一陣哄堂大笑。魯迅上課從不點名,因為反正學生一個也不會少,就連別科系的學生都會跑過來聽。“他是嚴峻的,嚴峻到使人肅然起敬,但瞬即融化了,如同冰見了太陽一樣,是他講到可笑的時候大家都笑了。有時他并不發笑,這樣很快就又講了下去。到真個令人壓抑不住了,從心底內引起共鳴的時候,他也會破顏一笑,那是青年們的歡笑使他忘卻了人世的許多哀愁。”事隔多年,許廣平回憶起魯迅講課的風采依舊繪聲繪色,讓人如同親歷一般。《中國小說史略》是當時魯迅講得比較多的課程,在他坦白、精辟、透徹的指引下,學生們都被他廣博的知識和所教授的處事道理所征服。為人夫、為人父:有嚴有慈魯迅26歲時奉父母之命與朱安成親,內心苦痛卻只能接受。直到1925年他44歲時,收到許廣平第一封問詢信,情愫暗生卻只能躲閃。女師大風潮中,魯迅堅決站在青年學生一邊,從此開始了與許廣平的愛情長跑。魯迅的書信集《兩地書》中,那個充滿了生活氣息,可愛、幽默甚至幼稚的魯迅是那么讓人感動。在信里,魯迅經常向許廣平講些自己遇到的趣事。他曾寫到廈門大學一次文物展覽會上,為展示自己的幾只古老的拓片,他應組織者的要求站到桌子上。后來,因為那張桌子要用來擺放別的東西被搬走了,他就一個人尷尬地站在那里手舉拓片展示。許廣平在回信中寫道:“如此陳列一個著名的教授,實在是很可笑的事情,更讓人啼笑皆非的是,當時展出的東西大部分是假的。”魯迅還曾在信中向許廣平發誓,不看班里別的漂亮女學生,如果收到其他女學生問詢關于人生苦悶的問題,就每每低調應對。但他對于許廣平的學習也有要求,在1926年12月的信中,他希望許廣平跟他學習日文,以方便看外文書籍,有助于做點研究。“從明年起我當勒令學習,反抗就打手心。”魯迅的長孫周令飛曾動情地說過:“我的祖母是當之無愧的魯迅夫人。她放棄了自己的一切,永遠站在魯迅的身邊。直到魯迅逝后的30年,她還是把一切都奉獻給魯迅。”魯迅晚年得子。許廣平臨產的時候,他幾乎寸步不離地守在她身旁。由于沒有育嬰的經驗,魯迅買來一本育嬰書天天捧在手里,并按照書上的要求將家里全部重新布置一番。后來,不論是朋友來家里,還是與朋友一起出去吃飯,他都要帶上海嬰。一次,魯迅跟許廣平生氣,獨自跑到陽臺的水泥地上躺下。兒子海嬰覺得很好玩,也跑過去和父親躺在那里。魯迅見狀,哼了一聲“小狗屁”,就起身了,氣憤也一下子煙消云散。魯迅的好友坪井在給海嬰看病時,和魯迅開玩笑說,他太過于寵愛孩子了。魯迅于是寫了一首著名的《答誚客》來答復他:“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言外之意是,溺愛自己的孩子,未必有損一個大丈夫的形象。為人兄:照顧周到,忍讓遷就魯迅自言“是被八道灣趕出的”。關于這段“兄弟不和”的公案,外界多有猜測,但究竟哪一種更接近歷史的真實,至今已難有佐證。據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從1919年起,魯迅將母親、二弟周作人全家與三弟周建人全家都接到他在北京八道灣購買的一所大宅院同住。他把所有的工資收入都交給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田信子支配,加上周作人的收入,每月不下600元,可還是不夠用,總要四處向朋友借錢。(據陳明遠在《中國第一代自由撰稿人經濟狀況》一文中的考證,同時期上海一個五口貧困之家每年有400元即可維持基本生活。)羽田信子喜歡擺排場,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買,滿桌子菜做得不可口就重做,被褥舊了就要換成新的,出門一定要坐汽車。甚至信子父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及其弟弟妹妹在日本所需費用,也都是從魯迅的工資中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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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毛XX,周恩來,劉志丹劉志丹死得蹊蹺——且看毛XX周恩來怎么說![史海鉤沉]1942年劉志丹犧牲六周年,毛XX題詞:我到陜北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但他的革命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炎黃春秋》2000年11期載傅國涌《劉志丹的悲壯人生》寫道:“毛XX的題詞中說:‘他的英勇犧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細節已無從了解。”事隔七十余載,詳情細節固然難以追尋,但周恩來卻早已給人們留下一個說法。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五十八輯,曾經刊載中共建政后于1950年代曾任中人民共和國第二任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曹瑛所撰《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一文,其中寫道:“周恩來同志跟我說過,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沖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務,寧可沖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沖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致于犧牲。”(引自該書第11頁)按:曹瑛于1941年10月奉命從重慶回延安,據稱先在中央辦公廳秘書處工作,協助秘書處處長王首道,“主要負責黨的機密”,并與王首道輪流“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做記錄”。1944年11月王首道隨三五九旅南下,由他接任秘書處長。曹瑛是在敘述1942年延安整風審干和“搶救運動”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時提起周恩來對他說過的這番話的。盡管曹瑛文中沒有交待周恩來于何時何地、在什么具體情況下談起劉志丹之死,但是,他在重慶工作時應該就在周恩來身邊,周恩來會對他說這樣的心里話(甚至是“私房話”),亦在情理之中,想必決非“杜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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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胡宗南,朱德,電報,大軍朱德一封電報竟嚇退胡宗南大軍[史海鉤沉] 1943年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內稱:“自駕抵洛川,邊境忽呈戰爭景象。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我兄已將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彈糧運輸,絡繹于途,內戰危機,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此抗戰艱虞之際,力謀團結,猶恐不及,若遂發動內戰,必致兵連禍結,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陷國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極大妨礙英美蘇各盟邦之作戰任務。”收到這份電報,我心里一驚,送給胡宗南。他看了兩遍,又讓我念了一遍。他皺起眉頭,說:這一手,厲害。接著提出兩個問題:是誰泄的密?這一仗打不打?我已有思想準備,不改常態地說:應該查明是誰泄密。從朱德的電報看,“河防大軍向西調動”,可能由于“彈糧運輸”有所暴露。但共產國際解散,委座不許公開評論。“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是委座親自掌握的絕密行動,胡先生只讓西安有關人員和參戰部隊師長以上將領知道,絕不會“道路紛傳”。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給共產黨。也許有共產黨間諜混進來。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胡宗南問:你看怎么查?我說: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將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內,列出名單,秘密審查。表面上若無其事,不要打草驚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從現在起,就不要讓涉嫌的人參與機密,特別不要讓他們知道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給共產黨。胡宗南要我把他下屬的特務頭子劉大軍找來,我退出。在這種場合,胡一向不讓第三者參加。旋即得悉,延安方面通過多種渠道,將朱德的電報廣為宣傳。當晚,胡宗南召集參謀長等有關人員開會,照常讓我出席。會上,胡未提“是誰泄密”的問題,只提“這一仗打不打”的問題。有人主張照打,理由是:委座對共黨的研判完全正確,不應坐失良機,加之陜北兵力空虛,正規部隊只有三五九旅一個旅,連年開荒,已失戰力。出動五個軍,可迅速殲敵,完成任務;有人則主張暫緩,理由是:隴東“暴民”是烏合之眾,第三十八集團軍進剿近月,尚未報捷,對陜北之敵更不可輕視。朱德的電報使事機敗露,如日軍聞訊,乘機渡河,難以收拾。現可按兵不動,聽候委座指示。胡宗南作結論。他說:不能坐待指示,應為委座分憂勞,我們要主動提建議。委座原定閃擊、偷襲,不料共黨采取非正規手段,利用朱德電報大肆張揚。如仍按原計劃進行,不但日軍可能乘隙渡河,而且定會受到盟邦責難。委座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盟邦對國軍期望很高,可惜國軍長期未打勝仗。共黨早就宣傳國軍不抗日,只有他們抗日。此時進軍陜北,將給共黨口實,損害委座聲譽,美國可能轉而支持共黨。我們只能停止行動,恢復原態勢。他讓參謀長據此起草給蔣介石的電報,送他核發。他核發時,還參照我的意見,作了些修改。1943年7月7日,蔣介石電復胡宗南,同意罷兵,但要查明有無“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劉大軍報胡,“通匪”事正在查,“泄密”事有兩件:(1)6月12日,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召集9人開會,通過文件,要中共隨共產國際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發出電訊說,西安文化團體開會,致電毛XX,叫他趁共產國際解散之機,“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割據”。胡宗南大罵張滌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劉大軍經胡批準,將兩個“匪諜”嫌疑犯送西安勞動營關押。這幾天我未單獨外出,直到7月10日,才將上述情況告知王石堅。摘自《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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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過去91年了,現在來回顧它,仍然有許多可以叫人深思的地方。五四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運動,它開啟了中國歷史的許多進程,比如啟蒙,比如救亡,比如自由,比如革命,等等,等等。五四,我們請了兩位先生,一位姓德,學名叫民主;一位姓賽,學名叫科學。我們覺得兩位先生會天然的結合在一起,其實他們兩個之間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協調,他們有一致之處,也有矛盾之處,有時還比較尖銳,一句話民主與科學間也是有必然的矛盾的。民主是一種機制,是多數人的統治,或者是不經他人同意無權統治他人。民主強調多數人的意見。科學則是一種道理,是真實,是真理,或者是經過實證和證實的真理。實證或證實沒有說事實上也不可能一定要經過多數人的同意。比如一加一等于二吧,科學說,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專治等于二,獨裁等于二,仁義等于二,惡毒也等于二,而且從古至今都等于二。但是民主說,那不行,等于幾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公正地投票,投票的結果等于幾就等于幾。這就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和分歧。科學意味著朝向正確的目標勇敢地前進,并且要敢于向錯誤進行斗爭,不僅如此,科學真理還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里。這樣如果我們服從于科學的統治,有時候也就意味著服從少數人的統治。民主不一定導致正確的結果,當科學劈波斬浪的時候,民主做了看客。當科學的火氣為民主勸住的時候,情況才開始好一些。依我看,二十世紀的一些不好的事,正在于我們只是請了兩位先生,而沒有顧及他們間的隱私。所謂救亡壓倒啟蒙不過是一個表象,真正的問題其實是科學壓倒了民主。健全的法制不僅有多數原則,更要有少數原則。多數原則是凡事之決定要以多數為準,少數原則是少數要有堅持的權利并受到保護。多數原則就是民主,少數原則就是共和。有人總是大談民主,卻很少討論共和。有時候,共和思想比民主思想更有價值,共和體現的是共治,不能以一方的意見為準。沒有共和,民主也會可怕;沒有民主,又誰與誰去共和呢?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說就是少數,卷進了那么多的人,又怎么能是少數呢?但它絕對是沒有貫徹少數原則,不從眾的都打倒了,也就打倒了民主本身。有人認為民主最難,其實民主是不難的,共和才難,因為再獨斷的領導,如果他不愚蠢的話,也不會傷及大多數,或者靠蒙蔽而不傷及大多數,而不會直接對抗大多數。所以多數原則不難,少數原則才難,因為多數人會漠視少數人。有人認為民主就會帶來自由,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著名的賽亞·柏林,也就是《自由四論》的作者,英國現代思想家,曾經明確地說過:“自由就是自由,自由既不是平等,也不是民主。”理解這一點很重要也很簡單,當社會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時,怎么會有個人的自由呢?多數人并不會自動保護個人的自由,所以民主不會自動帶來自由。有人認為自由就會帶來民主,這其實也是一種誤解。因為,有一種自由與科學有關。有一個曾經非常著名的觀點: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所謂必然,就是規律,是科學,是真理,是正確。按照柏林的觀點,這種自由叫做肯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帶來的不是民主,這一點有許多歷史的例證。當然,自由還有一種,就是不干涉別人,也不被別人干涉。這種自由叫做否定性自由。顯而易見,否定性自由也不會帶來民主。所以自由有兩種,都與民主無關。有人覺得只要民主,他的意見就應該被采納,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如果民眾意見不被采納,那不會有民主,但是如果某一單個民眾的意見必須被采納,那也就等于否定了民主。一個健全的社會,共和、民主、法制、自由、科學都要在其中發揮作用,哪一個因素都不能走向主導。所以回顧五四,仍然有許多東西值得回味和深思,科學與民主的沖突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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