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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原子,父子蔣介石父子與原子彈發表于2009-01-0410:28:48前言：日本遭受美國原子彈轟炸後不久，蔣介石研讀美國政府送來的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中譯本，「軍政部」次長俞大維力陳研發原子彈之重要性，燃起蔣介石中國自行製造原子彈的雄心壯志，國府自此展開中國第一個原子彈計劃。然而，這項秘密計劃尚在計劃階段即因國共內戰而夭折。大陸解放後，中國政府傾力投入原子彈研發，第一枚原子彈成功試爆以後，蔣介石憂心臺灣遭核子攻擊，在美國暗助之下，於臺灣北部一秘密地點組建「中山科學院」。國共雙方展開一場原子彈研製競賽。「中山科學院」由蔣介石欽點唐君鉑將軍主導，並選派大批軍職人員到美國受訓，稍後，由於美國政策調整，蔣介石被迫秘密延請以色列核武專家，繼續完成研製計劃。歷時近十年，耗資三十億臺幣，克服種種困難，「中山科學院」已完成原子彈先導工廠，眼看即將進入原子彈製程最後階段，第一枚原子彈即將孕育成功，就在這時候………。（受限鳳凰網博客空間，本文分兩集刊出，謝謝）當象徵死亡的原子蕈狀雲，相繼在日本廣島、長崎拔地而起，比一千個太陽還要炙烈的強光，夾雜著數以百萬攝氏度的高溫烈焰，瞬間造成二十萬人以上的傷亡。第一枚投擲在廣島被稱為「小男孩」的鈾原子彈，和第二枚投擲在長崎被稱為「大男孩」（譯名或作「胖子」）的鈽原子彈，改寫了人類戰爭史，世界軍事科技進入原子時代。一位參與史上第一次原子彈轟炸任務的美軍機組人員回憶：「兩分鐘前，我們還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整座城市，但現在我們卻什麼也看不見了，只見濃煙和大火由山邊往上蔓延開來。」廣島自甲午戰爭至二次大戰期間，一直是日本軍國義者向外擴張侵略的主要後勤基地。長崎則是日本西部重要的港灣城市，三菱重工業公司造船廠，及三菱重工業公司長崎兵器製造廠均以長崎為基地，明治維新時期即為日本造船業大本營，日本海軍搖籃，軍艦製造及軍火工業中心。日本這兩座極具戰略價值的城市，遭原子彈轟襲擊後，頃刻間夷為平地，幾幾乎從地圖上完全消失，恐怖消息立刻傳遍全世界，日本裕仁天皇受原爆威嚇，危疑驚懼，宣佈無條件投降。華盛頓當局為了透過新聞媒體，向社會大眾解說製造這種毀滅性武器的來龍去脈，同時向包括英國、蘇聯、中國等幾個與他併肩作戰的主要盟國，說明美國研製這種劃時代毀滅性武器的全盤經過，美國政府按其既定時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第二枚原子彈投擲在長崎之後七十二小時，公開發表了一份「史邁斯報告」（SmythReport），向美國大眾及主要盟邦領導人，提供了簡明扼要的書面報告，這份「史邁斯報告」的全名是〈原子能的軍事用途；美國政府發展原子彈之官方報告〉（AtomicEnergyforMilitaryPurposes;TheOfficialReportontheDevelopmentoftheAtomicBombundertheAuspicesoftheUnitedStatesGovernment,1940-1945.）。「史邁斯報告」是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計劃」（ManhattanProject）主持人美軍中將*葛洛夫（LieutenantGeneralLeslieRichardGroves）命令參與該計劃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史邁斯(H.D.Smyth)，於執行計劃過程中，在美國洛斯阿拉摩斯（LosAlamos）國家實驗室撰寫而成，這個實驗室正是推動「曼哈頓計劃」的核心。美國發表「史邁斯報告」有兩個用意。其一是作為美國解說原子彈發展歷程的官方說明，它輪廓性地說明洛斯阿拉摩斯實驗室研發原子彈的過程，以及製造原子彈的物理與化學程序。其二，「史邁斯報告」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在公開場合介紹原子彈科學原理的標準說法。這套說法，可以避免相關科學家在公開談論原子彈計劃時，有意或無意間洩露原子彈機密。換言之，「史邁斯報告」一方面告訴美國社會大眾，原子彈是什麼樣的神秘武器？它是怎麼研發成功的？其次，是提供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一套對外發言的規範，防止洩密。「史邁斯報告」只簡要說明原子彈的物理原理，並未涉及細部的研製過程。美國當局想藉此昭告天下，他們就是靠科技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史邁斯報告」公諸於眾不久，美國當局同時也以最速件把這份「史邁斯報告」交到主要盟國元首手中，藉以宣揚美國「國威」；各國元首亦據此明瞭摧毀廣島、長崎這兩枚炸彈，究竟是什麼神奇武器。「史邁斯報告」送到中國，呈給了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先生把「史邁斯報告」批交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請他差人翻譯成中文。俞大維，擁有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雙學位，本身的學術專業是數學，因「史邁斯報告」有若干原子物理專業名詞與理論，俞大維將這份英文報告，交給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委由吳大猷翻譯成中文後，再呈給軍政部部長陳誠、國府主席蔣介石。吳大猷拿到英文版「史邁斯報告」，指定高足李政道，作初步之翻譯，再親自審訂譯文內容。俞大維閱過「史邁斯報告」後，向陳誠建議，中國政府應該開始積極研製原子彈，以免再遭外國勢力欺凌。英文版的「史邁斯報告」連同吳大猷翻譯的中文版本，一併送到了蔣介石的案頭，陳誠指定俞大維向蔣作簡報。「史邁斯報告」予蔣介石莫大震撼與靈感，他暗自計議著，祖國雖然貧窮落後，但人才薈萃，地大物博，蔣先生設想著如何規劃一套中國的「曼哈頓計劃」。除了發展原子彈，陳誠、俞大維等人還提出一項強化國防航空工業的構想。國民黨軍政要員，也陸續提議應該自行研製原子彈，提高中國戰略地位。例如曾任軍委會北平行營主任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給蔣介石的文件中主張，有關原子彈「研究工作，我國尚無人主持，似應由中央指派專家商討研究。」特務頭子軍統局局長戴笠，也在一份密電中力陳：「查美國最初研究原子彈始於一、二外國物理學家，繼即成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工兵軍官三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漸推進，我國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辦理，以保機密而專責成。」國防部長白祟禧亦在一份密電中建議成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積極發展原子彈。蔣介石採納戴笠等人意見，任命俞大維籌組顧問委員會，展開原子彈研究計劃。俞大維與美國曼哈頓計劃靈魂人物葛洛夫中將，具有類似特質，他是中國兵工先驅，在出任軍政部次長之前，當過十二年的兵工署署長。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期間，俞大維專攻數理邏輯與哲學，他曾經聽過物理大師愛因斯坦講授相對論，稍後，俞大維曾在德國修習「彈道學」，成為中國少數鑽研「彈道學」的專家。為籌組原子顧問委員會，俞大維的人脈網絡也發揮了微妙的作用。俞大維籍隸浙江紹興，卻與當代鼎鼎大名湖南籍的化學家曾昭掄，頗有淵源。據俞大維自述，他母親是曾國藩孫女，而西南聯大化學系教授曾昭掄，則是曾國藩的曾孫。俞大維、曾昭掄兩人是姨表遠房親戚。俞大維最初即透過曾昭掄，拉攏學術圈的人際關係，組織起一個研究原子科學的核心隊伍。俞大維與中國當代數學天才華羅庚，更有一份特殊情誼。留學德國攻讀數學的俞大維，曾經在愛因斯坦主編的德國數學雜誌《數學現況》上，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俞大維是在《數學現況》發表論文的第一位中國學者。華羅庚緊追其後，是在該期刊發表論文的第二個中國人。彼此惺惺相惜而結成至交好友。在表兄曾昭掄的引薦之下，俞大維又認識了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授吳大猷，之後又結識了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鄭華熾，和更多的青年物理、化學專家學者熟識成了朋友。匯聚了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等全中國最頂尖的物理、化學、數學方面的權威專家，「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儼然成形。史學家毛子水教授，在他回憶錄中有這麼一段敘述：「民國三十四年我們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部長陳誠先生和次長俞大維先生，邀約西南聯大的吳大猷、華羅庚、曾昭掄教授商議為國防建立科技發展計畫。」毛子水說的「科技發展計畫」，其實就是我國最初研發原子彈的秘密計劃。俞大維從「史邁斯報告」中充分理解到，研製原子彈主要需要三個學門的專家：物理學、化學和數學。吳大猷是馳名中外的物理學家，曾昭掄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三位一體，組成了原子彈製程的黃金拍檔。在國民黨還都南京前，日後名列「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成員這十一位學者，由俞大維率領，在重慶會見了蔣介石。為了展現研發原子彈的決心，蔣介石下令軍政部撥給經費十萬元法幣，作為啟動中國原子彈計劃的開辦費用，並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間大禮堂，供作研究人員辦公場所。蔣介石也欣然同意了由俞大維提出的一份原子彈專家培育計劃。按俞大維的方案，由軍政部派遣青年科學家，到美國學習最新的原子物理新科技，等他們學成回國，再積極參與原子彈計劃。蔣介石允諾，撥用美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深造經費。選派美國的留學生名單，則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分別從物理、化學、數學等各自專精的領域中，選拔優秀青年學子，以師徒制的方式，由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等前輩帶領，連袂到美國考察學習原子彈相關技術。吳大猷挑選了朱光亞、李政道；曾昭掄挑選的是唐敖慶、王瑞?；華羅庚則挑選了孫本旺、徐賢修。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於一九四六年秋天，出發赴美。唐敖慶、王瑞駪、李政道、朱光亞、孫本旺等人，以助手身分隨同啟程。這不僅是國民黨當局進行原子彈「種子計劃」的起步，更是中國原子科學史上一頁重要篇章。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府悄悄成立了「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它是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部之後，第一個成立的國防科技研究單位，俞大維希望「原子能研究委員會」和稍早前成立的「國防科學委員會」，能緊密配合，進行原子彈研究。在經費十分拮據的情況下，蔣介石下令指示撥給美金五十萬元，作為原子彈研究經費。然而，初萌芽的原子彈研發計劃，卻由於國共內戰龐大的軍費支出，原子彈計劃逐漸走向捉襟見肘無以為繼的命運。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一日，「國防部長」白祟禧建議蔣介石，設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時增加「國立物理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一百四十餘萬美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一百萬美元，共為二百四十餘萬美元。蔣介石親筆批覆白祟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爾後，國共戰局愈來愈不利於國府，研製原子彈的方案，就此石沉大海，「緩辦」兩字，為蔣介石的原子彈大夢，暫時譜下了休止符。一九四九年年底，國民黨已完全撤出大陸。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六十三歲的蔣介石惶惶然退守臺灣孤島，東南沿海共軍陳兵百萬，正俟機渡海攻臺，國府前途朝不保夕。兩三年前，由軍政部派遣赴美留學的那群青年科學家，在兵荒馬亂的戰爭年代，也因國家前途未卜，天各一方，星散海內外。吳大猷滯留美國，華羅庚選擇留在大陸。曾昭掄因有俞大維的關係，一九四九年赴臺，在「臺灣肥料公司」短暫任職，在臺灣住過短時期，旋即藉故悄悄借道香港，返回大陸。唐君鉑將軍生前透露，麻省理工學院正教授、火箭專家，日後成為大陸導彈之父的錢學森，擺脫美國當局層層刁難後，一九五五年後曾從美國輾轉經由日本途經臺灣，在寶島作短暫停留，自知無從發揮，默默離開臺灣，途經香港回歸大陸。簡言之，國府遷臺之初，自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乃至於三人舉薦的青年科學家，除了徐賢修之外幾乎無人到臺灣投效蔣介石。不論是「原子能研究委員會」乃至「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國立物理科學所」，盡是徒託空言。國民黨當局發端於抗戰勝利後的原子彈研究方案，終在內戰砲火下，化作一縷青煙，無影無蹤。之二：重溫原子彈舊夢神秘的中山科學院退守臺灣之後的蔣介石，效法越王勾踐，十年生聚，臥薪嘗膽，幻想「反攻大陸」即可水到渠成。畢竟臺灣不過蕞爾小島，資源與人力、物力均屬有限，奢談反攻，談何容易？撤退臺灣後六、七年，雖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保護傘，著眼於「反攻大陸」，蔣介石仍念念不忘發展原子彈。幾份國民黨軍方的密件檔案，證明一九五０年代初期，蔣介石及蔣軍首長，再三強調原子彈在戰場上的重要性，又萌發研製原子武器念頭。例如，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蔣介石在批覆一份簽呈時寫道：「…本年度軍事教育，各部隊應注重防毒面具之訓練，以及原子戰爭一般要領，預防原子毒氣之簡易方法之講解，應擬定具體辦法呈閱。中正一月十日」又例如，國民黨軍陸軍中將艾靉等人，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八日，向蔣介石當面報告《原子武器之戰術運用》時，指出：「…一、美軍自民國三十四年在日本廣島、長崎，使用原子彈以來，由於技術上之發展，原子彈之種類及數量均已增多，可供戰術上之各種運用，今後使用將更普遍，在美國參校中，軍、師作戰諸想定，均已加入原子彈戰狀況，盟國軍官亦均參與學習。二、俄寇亦已擁有原子彈，將來無論利用中國戰場作為試驗，或逕以原子彈支援共匪，我軍反攻大陸過程中，均有遭遇俄寇、共匪使用原子彈之可能。三、國軍目前雖無原子武器，但研究及準備之工作，似宜急起直追，期能發揚戰力，減少損害。」而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一封來自美國的密電，更直截了當告訴臺灣當局，美國願意把原子科技轉移給臺灣，並美其名為「原子和平使用合作」。這封由國民黨軍將領蕭勃發來的密電中寫道：「臺北密。總統鈞鑒：（一）前據美國國防部次長麥克尼面告，渠在臺北時，曾面呈鈞座，以美國原子技術進步，三、五年後原子發電及醫療與發展工農業等用途不可限量，建議我國及日研究等語，（二）美國原子委員會主任委員史特勞斯，原為海軍少將，係中美合作舊友，麥克尼囑職與之密切聯繫，史邀職公餘即往原子委員會研究其組織職掌，放射性同位素對醫療工農業之用途，及原子反應爐之種類各點，能希望職將來對中美原子和平使用合作方面，能充份效力，（三）職去年二月起，由博德將軍特許參加美軍部核子防禦訓練夜班，九月畢業。最近三月來，公餘完成原子委員會之研究。（四）據美國原子委員會告：（甲）美國在中美兩國經費各負一半原則之下，願意資助我國原子和平使用器材費，最高至三十五萬美元。（乙）美現因放射性同位素出品日多，價值低廉。我國似可先設同位素試驗室，作醫療及發展工農業之用（丙）中國似宜及早訓練核子有關之物理、化學、冶金、優生學醫士，及工程師等人才（丁）我國如已有上列各種之大學畢業生，美原子委員會願意協助來美作原子必須之各種專門訓練等語，謹呈鑒核，職蕭勃。」到了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隨著大陸研發原子彈日趨加快步履，蔣介石亦處於焦慮狀態，他在一份親筆書寫的文件中寫道：「對原子彈作戰之性能，及其所發生之效用與限制性之闡述。對原子彈與核子彈作戰中，可能發生之效用，以上二者性能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原子彈頭裝置於普通炸彈，及核子彈與所謂核子彈頭之功能，及其製造系統，及其程序之經過如何之分別說明。原子彈與核子彈一般有關作戰性能，及其最大作用如何之說明。防護原子彈之普通一般方法，與訓練計劃之擬訂。對於原子作戰一般要領，其對於攻勢、守勢與行動及停止中，所能發生之效用應詳加闡述。原子作戰中，對夜間行動與日間不斷移動位置，及利用地形與廣正面疏散等運動，更為重要，如此另定今後陸軍訓練之計劃。」上述文件的意義至少有二：其一、國民黨軍幹部在島內及美國等地，不斷接觸原子武器相關資料，這自然是來自蔣介石的授意；更足以說明，蔣介石在臺灣站穩腳跟以後，基於「反攻大陸」之目的，又開始著手發展原子彈之計劃。其二、美國當局原本一度將原子彈科技視為國家機密，但是一九五０年代中期，美國強烈暗示臺灣，美方有意將原子技術暗助蔣軍，似乎蓄謀撩撥臺灣，拿原子武器對付大陸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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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小姐從蔣介石早年幾封家書追憶孔祥熙長女孔令儀發表于2008-09-0908:36:24孔宋家族「令」字輩最後一位成員，孔令儀，於美國時間八月二十二日，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寓所謝世，享?九十三歲。孔令儀是國府已故行政院長孔祥熙的長女，她的母親宋藹齡，是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大姐。孔令儀在家排序老大，下面有一位大弟孔令侃（人稱孔大先生）、小妹孔令偉（因性別認同，要求親友叫他「孔總經理」，不得稱其為「孔二小姐」）、么弟孔令傑。蔣經國去世後三年，臺灣政治環境丕變，島內舉目無親，政爭騰沸，宋美齡遂於一九九一年離開臺灣，定居美國。之後長期寄寓孔家，早先住在長島蝗蟲谷莊園，後來住進紐約曼哈頓上城臨東河公寓。孔令儀事之如同生身母親，在宋美齡垂暮之最後十二年間，照料生活起居，晨昏定省，侍奉至孝。蔣夫人於二００三年以一百零六歲之嵩齡去世後，孔令儀被外界視為孔宋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孔令儀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生於山西太谷──父親孔祥熙的故里。孔家似乎前世註定，和中國近代最重要的人物、最關鍵的歷史事件，結下不解之緣。孔今儀出生那年，父親孔祥熙被山西督軍兼省主席閻錫山聘為參議。隨著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進程，曾經代表孫先生連絡北方將領。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孔祥熙也是隨侍在側的國民黨黨員之一。一九二六年，孔祥熙出任國民政府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對蔣介石北伐戰役之軍用補給，助益甚大。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孔祥熙負責在上海籌措經費，拉攏京滬財團勢力。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孔宋家族再添一支生力軍，孔宋蔣三家雄視天下。這年，孔令儀十二歲，已經慢慢通曉人情事故。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一九二八年，孔祥熙被國府任命為工商部長。兩年後，又改任實業部長。蔣宋孔三家合作無間，彼此水乳交融，親族妯娌之間，如膠似漆。筆者曾在臺北大溪檔案，得見十餘封一九二０年代晚期（孔令儀已逾十歲）以迄一九三０年代，蔣介石致妻子宋美齡的家書電報，從字裡行間，管窺少女時期之孔令儀，在蔣介石夫婦心目中得寵之一斑，現按時間順序，臚列及說明如下。「民十七年九月蔣夫人親鑒轉佩佩諸甥：黃君帶來函件水果，均接到，甚為欣喜，望你們勤讀孝友，余在陣中甚好，勿念。中正」(信紙：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十七年即一九二八年。蔣介石這封給孔令儀的信，原係夾附在蔣介石致宋美齡家書中，由宋美齡轉交孔令儀姐妹昆仲。信中之「佩佩」，是孔令儀之中文乳名，「佩佩」係由英文乳名「Baby」音譯而來，寓意「寶貝」，並無其它特殊之取名意義。孔令儀請日後擔任勵志社總幹事之黃仁霖（此君即蔣介石信上之「黃君」），帶水果到前線孝敬姨父蔣介石，蔣特回函申致謝忱。「民十七年九月十九日上海蔣夫人親鑒龍密兄已安抵南昌，佩佩生日請代賀兄中正」(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北伐戎馬，砲火連天，連外甥女的生日，蔣介石都謹記於心，不忘於家書中註記一筆，逐見蔣氏之細膩。此外，蔣介石、宋美齡在私人信函中，均以兄、妹自稱。多年之後，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介石去世，宋美齡在丈夫喪禮敬輓花圈上，也是以「介兄夫君」稱之，並自稱「妹」。「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九日宋部長勛鑒０請轉大姐：屬子良、子安弟星期五乘寧紹輪，帶佩佩、大衛來奉化一遊岳母（以下刪除：前請代問候）同來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信中所謂「宋部長」指宋美齡之兄宋子文，時任國府財政部長，子良、子安為宋美齡之弟。「大衛」係指令儀之弟孔令侃，令侃之英文名字為「David」。「民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蔣夫人親鑒：佩佩今日已無熱度，羅羅亦無緊要，請大姐勿念中正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蔣介石這封家書中所提及之「羅羅」，是孔令偉的乳名，「羅羅」是江浙人士暱稱小孩子，有「小寶貝」的意味。令偉小時有一英文名字「Jeannette」，但長大之後，由於性別認同問題，即罕用此一女性化之名字，令偉原本正式之名字為令俊，也在少年時代改為令偉，此名即於日後通用。蔣介石寫這封信時，北伐戰爭暫告一段落，此時應在南京黃埔路官邸時期，因孔家寓所在上海，孔令儀、孔偉姐妹暫住南京蔣宅。寫信之前，令儀、令偉姐妹可能染上風寒，原本有發燒現象，經延醫調養，已在康復之中。「民十九年五月十日上海，蔣夫人親鑒：兄今午回徐，暫駐徐州，前方情形甚好。岳母及大姐均請問候，佩佩想已癒愈矣。兄中０」(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民國十九年五月，爆發了著名的中原大戰，國內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發起了挑戰中央軍蔣介石的大戰，這場內戰，一直打到民國十九年十一月，才暫告停歇。在簡短的電報中，蔣介石除了跟宋美齡的母親（宋倪桂珍）、姐姐（宋藹齡）致上問安，亦不忘關心微有小恙的孔令儀，證明令儀在蔣氏夫婦心目中之地位。「民十九年五月十七日蔣夫人親鑒岳母病狀如何？甚念！請詳告大姐，想甚好。佩佩諒已癒乎？兄中」(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用牋)蔣先生每電不忘問及佩佩，可證孔令儀少女時代多得蔣氏夫婦之寵愛，即使兵馬倥傯之際，亦復如是。「民國十九年六月九日發出蔣夫人親鑒０：陽亥電悉，戰事結束在即，請不必來前方，待有必要再當電約，可也。母病漸輕，甚慰。大姐與佩佩想皆好也。兄中正佳成」(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用牋)「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發出急牯嶺蔣夫人親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不克來山盡禮，心滋歉惶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佩佩信亦接到，甚慰。想諸甥甚聽教敬悅也。兄中正０。上海宋部長勳鑒０：今日為岳母逝世周年紀念，中未克登堂盡禮為歉，惟有默禱敬念而已。中正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蔣介石的岳母倪桂珍女士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青島別墅病逝。倪桂珍是浙江餘姚人，生長在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倪韞山任職牧師，母親徐氏，先祖是明朝著名科學家徐光啟，也是中國最早皈依基督教者。倪桂珍於十七歲畢業於上海裨文女中，擅長數學，喜愛彈鋼琴，曾留校任教員。與宋嘉樹於一八八七年結婚後，育有子女六名，依序為藹齡、慶齡、子文、美齡、子良、子安。「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刻將赴隨縣，牯嶺氣候如何？佩佩等諒好也？兄中正０」(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用牋)牯嶺位於廬山，是中國近代以來之避暑勝地，蔣介石大陸當政時期，每年夏季都有廬山之行，宋美齡也愛到廬山旅遊。「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廿五日發出牯嶺蔣夫人親鑒０：漾電誦悉，兄既不能為國除奸，何可為世安惡悠悠之口？不必計校收獲。圩提已於上星期派員慎防，並嚴令各處負責辦理。佩佩函亦接到，容回省後再復，請先代告大姐均安。兄中正０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用牋）「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五日上海孔夫人親鑒：０轉三妹。佩佩信已接到，已分別批辦，近日玉體如何？兄體甚好，勿念！兄中正０」從以上十一封蔣介石家書中，屢屢提起孔令儀，說明令儀幼年時代和蔣介石夫婦至親密切。無奈從一九三０年代中期以後，祖國內憂外患無日或已，蔣介石席不暇暖，已無太多時間浸淫於倫理親情。除了從蔣氏家書，略窺孔令儀與蔣宋的親情關係，吾人亦可以從蔣氏身邊之隨從，旁觀孔令儀的若干人生百態。一位臺灣時期的蔣官邸服務人員回憶，一九六０年代初期，孔令儀隨父母從美國到臺灣探親旅遊，並與姨父蔣介石、姨母宋美齡團聚。蔣介石夫婦特地為初次來臺的孔令儀，挑選了空軍上校武官黃雄盛，隨扈左右。在一次遊覽臺中日月潭的旅途中，孔令儀對黃武官產生好感，彼此皆有鳳凰于飛之意。黃雄盛係大學畢業後考進空軍官校的優秀軍官，學養俱佳，頗受同僚敬重。令人困擾的是，黃雄盛當時已是使君有婦。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為此頗為棘手，令儀比親生的掌上明珠還要寶貝，可這節骨眼上怎麼解決三角婚姻問題，正為清官難斷家務事發愁，這時，黃雄盛、孔令儀以很平和的方式，圓滿解決了黃雄盛的家庭問題。得知此事，蔣介石很開心，特地發布命令，派黃雄盛為國府駐美國武官，等於解決了相隔兩地的問題。當年國民黨軍官兵，任何人想結婚，都要呈報國防部核準同意之後，才可以正式結婚。當黃雄盛把結婚申請書呈報國防部時，國防部高層一看，新郎是黃雄盛，新娘是孔令儀，「皇親國戚」要結婚，這還有不準的道理？連審核都不用審核了，大筆一揮，照準！孔宋家族很重視階級觀念，縱使名義上黃雄盛貴為孔令儀的丈夫，但是，初期他在孔家似乎未受到應有的待遇。譬如說，當孔令儀家人在聚會的時候，所有的家人都湊在一起熱鬧，惟獨黃先生，卻和孔家的工作人員在一塊兒。和孔家家族似乎磨合了很久，才慢慢融入他們的圈子。所謂候門深似海，誠不虛也。如今，孔令儀撒手人寰，總結孔令儀為人，親切隨和，淡泊權力，對政治興趣缺缺，甚至有報導形容，與孔令儀相處交談，有如鄰居祖母自然恬淡。蔣介石、宋美齡自令儀幼年，即疼愛有加，孔令儀也懂得反哺之理，事姨母至孝，蔣介石、宋美齡地下有知，亦足堪慰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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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中山,死亡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發表于2008-08-0516:09:37前言：近期有好事者將孫中山先生比附為韓國人，無論這消息是不是烏龍一場，已不堪識者一笑。此文並不是要為孫中山是不是韓人，作狗尾續貂之辯，而是事有湊巧，此前剛找到一些關於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後的文檔材料，對中山先生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故而將之融會為文，以期拋磚引玉。揭開孫中山死亡之謎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之突然臥病逝世，和一場鏡花水月，如幻似夢的「中央革命」有關。這次軍事行動，被孫先生稱之為「中央革命」，最後證明它不過是一抹泡影，孫中山失望之餘，終於在北京旅次一病不起。民國十三年，北方政局操縱在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於同年六月嗾使部下逼走了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並且靠著賄選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並於十月十日宣佈就職。曹錕賄選當上大總統後不久，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趁著直、奉兩軍在石門寨、山海關等地激戰之際，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於十月二十四日，回師北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吳佩孚兵敗，曹錕宣佈退位。馮玉祥聲明停戰，主張和平，並將部隊番號改為「中華民國國民軍」，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認同孫中山先生的愛國主張，拍發電報到廣東，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但是，當時北方情勢複雜，馮玉祥一人很難決定大局，馮氏被迫與反直系的軍閥張作霖、段祺瑞妥協，公推段祺瑞為北洋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臨時執政」，總攬軍政、民政，並統率海陸軍。馮玉祥固然傾心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也都希望和南方政府孫中山聯絡，基於現實利益，段、張等人對南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想法。此時，北方各民眾團體在得知曹錕退位、遜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後，也紛紛電請孫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國是。聽聞北京政變的消息，孫中山異常興奮，各方邀孫先生遊訪北平的通電，也再度激發孫先生浪漫高張的革命情緒，他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北京發生了一場猶如蘇聯十月革命般的「中央革命」，這場石破天驚的「中央革命」，星星之火，很可能會在很短時間內，形成燎原之勢。陶醉在「中央革命」的幻夢中的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搭輪船北上之前十天，特地召集了黃埔「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全體官長、學生，發表了一場臨別贈言式的演講。孫先生在那場演講中，情緒興奮地數度提及「中央革命」：「我今天到黃埔來講話是暫時和黃埔的學生辭別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上北京去這回北京去，這回北京事變沒有發生以前的五六個月，便有幾位同志從北京來許多信，催我到天津去等候，說不久他們便可在北京發起中央革命，籌劃這回事變的人數很少，真是本黨同志的不上十個人。……」孫先生所謂的「中央革命」，以今天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政變」。然而，孫先生對這場「中央革命」的成功機率，最先並未抱持過高期待，所以他說：「一講到首都革命在幾個月之後便可成功，真是沒有一個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戰爭發生之後，他們又來催促，要我趕快放棄廣州，到天津去等，說首都革命很有把握，發動的時期就在目前這個時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萬不可失。……」孫先生眼見中國受列強不平等條約與國內野心軍閥之束縛宰割，希望藉由政治和軍事力量，南北合力，迅速完成北伐統一大業。孫先生認識到單以軍事行動達成統一目的，緩不濟急。孫先生說，在廣東訓練軍隊，從廣東的韶關，一路往北進兵，先打下江西，其次攻取武漢三鎮，再進窺北京，這種軍事手段「是很迂緩很艱難的」。為了快速達到統一全國之目的，孫先生設想，假如放棄廣東，直接到北方的天津去「發動一個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在臨去北京之前，孫先生告訴他在廣東的同志說，起初他以為是要等到北京有事變發生（發生了所謂「中央革命」），才可以去北方。北方同志不斷催促孫先生北上，但孫先生料想，如果要他放棄廣東，直接到天津等候國民黨人預謀的「中央革命」爆發，萬一這場預期中的革命行動因故遷延，豈不是浪費時間。所以，孫先生和北京的黨員同志約定，只要北京發動事變之後，他馬上兼程北上。等到馮玉祥的部隊回師倒戈，曹錕、吳佩孚被逐出北京，最後演變成段祺瑞掌握大局，和孫中山原先期待的「中央革命」，存在著相當落差，但是，孫先生仍然準備照原定計劃北上，他向黨人說出了他的想法。「當這次事變（指馮玉祥倒戈驅逐曹錕、吳佩孚之兵變）最初發生的時候，很像一個中央革命，我們對於以前的情況不明瞭，現在就發生事變時候的情形而論，可以決定是我們同志的籌畫，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黨之手，還是在一般官僚軍人之手，拿這次變動的結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這次變動毫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沒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還要到北京去呢？因為踐成約起見，所以不能不去，他們在北京奮鬥費了許多大力，才有這次的變化…。」簡單地講，孫先生上北京，主要目的是為了去慰勉北方的革命黨員。於是，孫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啟程出發。隨孫先生北上的國民黨黨員有汪精衛（兆銘）、張人傑（靜江）、邵元沖等骨幹。輪船途經黃埔，校長蔣介石親率黃埔軍校全體官兵，在校門碼頭列隊恭迎孫先生。孫中山在視察學生隊伍之後，發表了一段簡短談話，話語之中，孫先生似乎冥冥中知道此行兇多吉少，他說：「本黨主義將來能夠希望實行的，就在本校的學生身上，凡人總是要死，不過要死得其所，我現在可以死了，今天看見我的學生，有這樣忍苦耐勞努力奮鬥的精神，定能繼續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願，所以我這次北上，雖死可以安心了…。」十一月十七日，孫先生抵上海，本來計劃直航天津，因為定不到輪船座位，只好繞道日本，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達日本，十一月三十日再由日本神戶，搭乘「北嶺丸」於十二月四日抵達天津。孫先生抵達天津後，立即坐車前往張作霖寓所拜訪，孫、張晤談兩個小時。孫中山不適北方嚴寒天氣，身經開始發病，感覺肝胃部極端不適。暫時在張作霖安排之住所「張園」住下，並由張作霖延請德國醫生施密特，及日本醫生某氏，作聯合會診。接連治療八天，孫先生感覺病體稍見康復。於是決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北京，會見段祺瑞。此時，因段祺瑞提出承認不平等條約，以爭取列強對北洋政府之支持，並且提出召集善後會議，和孫先生提議的召開國民會議唱反調。孫先生極為不悅，他非常生氣地對來天津迎接的段祺瑞代表許世英、葉公綽說，我在外面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執政（段祺瑞）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條約，你們要升官發財，怕外國人，又何必來歡迎我呢？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孫先生來到北京。眼見北京萬人空巷，但是，孫先生已經沒有力氣和群眾們打招呼，因為，他的身體撐不下去了。孫先生住進了北京飯店，隨從人員則被安置住在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宅。民國十四年元月四日，由克理博士組成的醫療小組，初步會診孫先生的病癥是「肝臟癰瘍」。臥病十九天之後，克理博士發現孫先生眼球出現黃暈，判斷肝臟的膿恐怕已經擴大到其它部位。克理主張施行手術，而其他的中外醫生認為孫氏年老（五十九歲），擔心他體力無法承受手術。然而，孫先生病況愈來愈嚴重，群醫最後採納克理博士意見，於元月二十六日施行手術，割除可能的「肝臟癰瘍」。手術在協和醫院施行，剖開肝部，醫生發現孫先生肝部長了惡性腫瘤，確認孫氏得了絕癥肝癌。群醫束手無策，孫先生處於等死狀態。二月十二日，由於西醫治療已經完全無效。黨員同志眼見孫先生日漸衰弱，由張靜江、胡適等人推薦了一位知名中醫陸仲安，為孫先生把脈開藥。吃了第一帖中藥，病體似有改善，但是，過了兩天，病況又告嚴重。在中西醫兩路並進的情況下，亦無法改變孫先生江河日下之病情。三月十一日早晨，孫先生忽感精神爽朗，體力稍佳，此實為迴光返照之象。他召喚夫人宋慶齡、公子孫科、黨員隨從汪精衛等人，到病榻前。孫先生告訴大家，他想簽署日前由汪精衛草擬的遺囑，現在，兆銘就把遺囑拿來讓我簽名吧！宋慶齡、孫科等人在一旁泣不成聲，汪精衛遵照孫先生吩咐，取來遺囑和鋼筆。這份遺囑原本預備在二月二十四日簽署，然而，那天宋慶齡在隔壁房間，聽到先生要簽遺囑，悲泣哀號不已，孫先生不忍傷孫夫人之心，當天沒有簽成。三月十一日這天，宋慶齡的右手扶著孫先生的手腕，在遺囑的落款處簽下名字。簽完遺囑，孫先生表示，這次我到北方來，是想以召開國民大會，建設我們的新國家，務使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實現，可惜我因病不起，死生乃是人生的常事，沒有什麼好惋惜的，惟一惋惜的，是我數十年來為國奔走，我所主張的主義尚未完成，希望同志們努力奮鬥，早日達到三民五權之主張，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孫先生並交代親人，我死後，可以葬在南京紫金山麓，遺體可以用科學方法永久保存。講完這番話，孫先生忽然喘息不止，克理博士趕緊為他施打強心針劑，稍稍解除危急。到了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早上，孫先生兩眼的眼珠子往上翻，嘴裡反覆叼唸：「和平、奮鬥、救中國、同志奮鬥！」聲音逐漸微弱之際，孫先生忽大聲呼喚「兆銘！」，汪精衛知道孫先生在叫喚他，馬上走近病榻前，想聽孫先生之指示。孫先生本欲張嘴說話，但已不能出聲，汪精衛面容哀戚地說：「請總理休息一會吧！」此刻，孫先生喉中痰液往上湧出，臉色轉趨蒼白，手足失溫，九時三十分，一代偉人，在憂憤中，與世長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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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胡蘭成,張愛玲胡蘭成終生不如張愛玲的兩樣東西星島環球網www.stnn.cc2009-01-09　　胡蘭成出書十余種，涉獵很廣，他的文字曉暢，指草言花，時有所悟，算得上民國的一個才子。不少人認為張愛玲之所以愛上胡蘭成，離不開他的才情。或是，或不是。姑且不比較兩人才華的高低，畢竟感情是沒有辦法加以比較的，但一些外在的東西不管你比較不比較它都真實存在著。作者段懷清在《大公報》著文說，胡蘭成有兩樣東西終生也不如張愛玲。胡蘭成當年與張愛玲見面后，張愛玲說“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一般人都以為，這是因為胡蘭成的才情折服了張愛玲。而說起兩人的“短長”，其實，當時胡蘭成至少有兩樣明顯不如張愛玲：一是身高，二是英語水平。而這兩樣，胡蘭成也并非只是當時不如張愛玲，也是一生都不如張愛玲。張愛玲和胡蘭成說到張愛玲的英語水平，張迷們都清楚。但說到胡蘭成的英語水平，就不甚了然。更有甚者，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沒有去過西洋的“土產”。再加上胡晚年流落東洋，一天到晚見人的著裝，多為中式長衫，甚至七十年代到臺灣講學亦如此，而所寫所講，又以中國傳統文史之學為要，于是就有人想當然地以為，胡蘭成不過是一個慣于跑江湖碼頭的“國產”，根本就不通西語。其實，胡蘭成不僅學習過英語，應該還學得不錯。之所以如此說，就是因為他當年在杭州的蕙蘭中學讀過書。胡蘭成《今生今世》中有這樣幾段文字，描述當年在杭州這所著名的教會中學讀書的情況：高小畢業我進紹興第五中學，只讀得一學期，學生鬧風潮，第二學期久久開不得課，我就回胡村了。我連不知這風潮是所鬧何事，只覺人世太大，不可唐突干與或僅僅動問。此后表哥吳雪帆帶我到杭州考進蕙蘭。蕙蘭是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贊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于我完全不慣。我在蕙蘭讀到四年級，已在舉行畢業考試了，卻因一樁事被開除。我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賬目問題被罷免了青年會干事職。校刊顧問是教務主任方同源，他說有關教會的名譽，不可登。經我說明，他就不再言語，我當他已經默認了，焉知注銷后他叫了我去罵，當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長以辭職要挾，開除了我。我倒亦不驚悔，惟一時不敢回里，后來是父親寫信來叫我，我才回里的。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么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上述文字中第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胡蘭成說自己是“考”進蕙蘭中學的。而當年蕙蘭中學入學考試即有英語，各課所占考試比例為國文二、數學一、地理一、英語一。之所以要國文成績占二，是因為該校并沒有因為它的教會學校性質而偏廢國文，甚至還規定，“其有側重英文拋荒各科者，當令停讀英文，補習各科，俾免偏勝之弊”。所以盡管進蕙蘭之前，胡蘭成基本上是在紹興以及家鄉讀書，但英語當已有基礎。進了蕙蘭之后，高中英語教員，全部由外國人充任，頗為重視課堂會話，而高中階段英語已經分閱讀及文法兩門，每周英語課多達九節。蕙蘭中學教學質量，在當時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中學中，皆名列前茅。再加上學校以傳教為辦學宗旨之一，所以學校里的宗教氛圍濃厚，各項宗教活動，譬如早、晚禮拜、讀經、祈禱、唱贊美詩等，這些活動包括專門開設的圣經課，對于學生們的英語練習和英語學習的語言文化氛圍，無疑都是有幫助的。這一點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中亦有提及。而在上述引文中，胡蘭成還提到一件事，那就是他當年在校時，還曾經擔任過《蕙蘭校刊》的英語總編輯。蕙蘭校刊是一份由學生們自主編輯的校刊，分中、英文兩組編輯。倘若胡蘭成所說曾任英語總編輯屬實，這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他的英語水平已到一定程度。而一般認為，當年蕙蘭中學的畢業生，“皆中西兼優”，“能勝任翻譯及英語教學工作”。唯一讓人感到缺憾的是，當年胡蘭成已經念到了四年級，后因故被學校除名。也因此，在今天蕙蘭中學畢業生名單中，并沒有胡蘭成。（文/段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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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蔣介石,周恩來,故事,對弈周恩來與蔣介石對弈的故事1945年9月，國共雙方的代表團，正在重慶舉行談判。一天中午，蔣介石突然約周恩來對弈。蔣介石原以為周恩來不敢應戰。沒想到，他的電話剛一放下，周恩來就與王若飛等人過來了。蔣介石見面一驚：“你答應了？”周恩來風趣地說：“豈有不來之理？桌面上兩黨談判，棋盤上楚漢相爭，多么有趣！蔣先生您說是嗎？”蔣介石微微一笑：“那是那是。”在蔣介石的會客室中，兩人隔著“楚河漢界”擺開了陣勢。蔣介石問：“周先生是要藍子還是要用紅子。”周恩來手中早抓住了一個紅“帥”，說：“我就用這個吧！”蔣介石若有所思地應了一聲，隨即排兵布陣，大有猛虎下山之勢。周恩來見蔣介石果然棋局不凡，便巧布迷陣。無疑，蔣介石不諳對方看似平常的陣勢，加上求勝心切，想先發制人。于是使出他常用的突襲之術，首先來個當頭炮，直逼紅帥大本營。接著又是沉底炮，雙炮齊上的火炮攻勢，使周恩來的“帥”幾乎無路可逃。蔣介石雙眉一挑，對周說：“這一著，周先生大概還未想到吧！”周恩來卻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態，將早已備好的“車”、“卒”，緊密配合，齊頭并進，不幾，就在對手不經意間化險為夷了。蔣介石這才意識到，對方戰術非同一般。在場的兩方“觀戰”人，無不佩服周恩來高超的棋藝。蔣介石邊走子邊問：“周先生你從小跟過名師？”周恩來笑道：“下棋不過是一個小玩意兒，哪從什么師哦。”其實蔣介石哪曾知道，周恩來5歲就開始下棋，到9歲時已是十里八村的象棋高手了。他的特點是后發制人，一旦看準戰機，既敢拼殺，又善誘敵，臨危不亂，處險不驚，獲勝不驕，往往以少勝多，以劣勢而轉危為安，直到最后勝利。第一盤蔣介石輸了。第二盤，蔣介石又是老招，到中局時便節節敗退，多次進攻都被對方化解，不免有些緊張起來。人們發現他的額頭上已滲出一些汗珠。而勝利在握的周恩來穩扎穩打，妙用“卒”、“車”、“馬”、“炮”的技能，步步逼近藍棋之“將”。蔣介石一時亂了陣腳，來了個傾巢出動。可是戰局已定，他無法挽回危局，只得丟卒保車，最后到拋車護將。周恩來問：“蔣先生，你看怎么辦？”蔣介石有些不高興地說：“我看還是和了吧！”一旁觀戰的王若飛趁機插話說：“不，我看藍棋輸定了，紅棋必勝，豈能以和了之。”蔣介石自己心中有底，只好一聲長嘆：“周先生棋藝果然名不虛傳，我蔣某算是領教了。”周恩來一語雙關地笑道：“蔣先生的火炮攻勢還是功力不小的，可惜失誤在于輕視我的這些小米加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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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陳獨秀,章士釗,民國,法庭,危害陳獨秀、章士釗為“陳獨秀危害民國罪”做法庭辯護文章提交者：貓眼炯炯如炬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作為一個現代有影響的人物，陳獨秀的一生是頗為復雜的。筆者謹將早年從家父雷彬章口里聽到的一段龍門陣擺出來，供讀近代史和愛好遺聞軼事者參考。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在上海公共租界寓所被工部局巡捕逮捕，經第一特區法院略事詢問，即將同案人犯引渡給上海市警察局。接著蔣介石命令將陳等解押南京（同案尚有彭述之、濮一凡、王武、王兆群、何阿蕓、王子平、郭鏡豪、梁有光、王鑒堂等），交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派軍法司司長王振南審理。這時全國各地報紙紛紛發表消息，國內和國際的著名學者如蔡元培、楊杏佛、愛因斯坦、羅素、杜威等人都打電報給蔣介石，要求釋放陳獨秀。蔣介石在國內外的輿論壓力下，被迫批示，由軍法司移交地方法院審理。于是，陳氏等由軍法司看守所移至江寧地方法院看守所羈押（因軍事法院審理不公開，不得請辯護人。地方法院則反是，故蔣氏為平民憤，而將陳氏改由地方法院審理）。當時陳氏被控為“危害民國罪”，按規定應由江蘇高等法院審理。但高等法院設在蘇州，如果將陳氏押往蘇州，恐怕會出問題，于是蘇州高等法院派庭長胡善稱到南京組織法庭審理陳氏等。蘇州高等法院檢察處也派檢察官朱雋到南京為公訴人。當公審陳氏的時候，法院內外人山人海，旁聽席內擁擠不堪，法庭外也擠滿了人：不僅南京萬人空巷，還有從上海、蘇州、杭州、鎮江等地專程乘車、坐船趕來旁聽的人。其中以學生最多。審理開始，書記官宣布審理陳獨秀等“危害民國罪”一案。審判長胡善稱命令帶陳氏到庭。陳的辯護人章士釗律師入席就座。審判長訊問陳獨秀姓名、年齡、籍貫、職業、有無前科后，便請公訴人提出公訴。公訴人朱雋宣讀起訴書，認定陳氏犯“危害民國罪”，依《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提出公訴。審判長問陳為什么要推翻國民政府。陳朗讀他的辯護狀回答：第一，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占東三省，采取不抵抗主義，甚至馴羊般跪倒在日本人之前媚顏投降，寧至全國淪亡，亦不容人有異詞，家有異說。‘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竟成國民黨政府之金科玉律。兒皇帝將重見于今日。”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二，“國民黨吸盡人民脂膏以養兵，挾全國軍隊以搜括人民，屠殺異己。大小無冠之王到處擅作威福，法律只以制裁小民，文武高官俱在議親議貴之列。其對共產黨人殺之囚之，猶以為未足，更師袁世凱之故智，使之自首告密。此不足消滅真正共產黨人，只以破滅廉恥導國人耳。周幽王有監謗之誣，漢武帝有腹誹之罰，彼時固無所謂民主共和也。千年之后之中國，竟重興此制，不啻證明日本人斥中國非現代國家之非誣。路易十四曾發出狂言‘朕即國家’，而今執此信條者實大有人在。國民黨以刺刀削去人民權利，以監獄堵塞人民喉舌。”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第三，“連年混戰，殺人盈野，餓殍載道，赤地千里。老弱轉于溝壑，少壯鋌而走險，死于水旱天災者千萬，死于暴政人禍者萬千。工農勞苦大眾不如牛馬，愛國有志之士盡入囹圄。”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國家將亡，民不聊生，予不忍眼見中國人民輾轉呼號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兩重槍尖之下，而不為之挺身奮斗也。”陳氏這番話，博得大眾的稱贊，覺得他說出了大家想說而不敢說的話。旁聽席上，有的點頭，有的微笑，有的對身旁的人小聲細語：“對，言之有理。”接著，審判長又問：“你知不知道，你要推翻國民政府是犯危害民國罪嗎？”陳氏回答：“國者何，土地、人民、主權之總和也。此近代國法學者之通論，決非‘共產邪說’也。以言土地，東三省之失于日本，豈獨秀之責耶？以言主權，一切喪權辱國條約，豈獨秀簽字者乎？以言人民，予主張建立人民政府，豈殘民以逞之徒耶？若謂反對政府即為‘危害民國’，此種邏輯，難免為世人所恥笑。孫中山、黃興曾反對滿靖政府和袁世凱，而后者曾斥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故認為反對政府即為叛國，則孫、黃已兩次叛國矣！荒謬絕倫之見也。”陳氏的話還沒有說完，旁聽席上已發出了笑聲。笑聲越來越大，以致審判長胡善稱不得不站起來制止。他對陳獨秀說：“你只能就你的罪行進行辯護，不得有鼓動的言詞。”陳獨秀回答說：“剛才我的話難道不是正對著你們的起訴書所強加給我的罪名進行辯護么？好，你不要我說話，我就不說了。”胡善稱說：“不是不要你說話，只是要你言詞檢點一點。”陳氏繼續說：“余固無罪，罪在擁護工農大眾利益，開罪于國民黨而已。予未危害民國，危害民國者，當朝袞袞諸公也。冤獄世代有之，但豈能服天下后世？予身許工農，死不足惜，惟于法理之外，強加予罪，則予一分鐘呼吸未停，亦必高聲抗議也。法院欲思對內外保持司法獨立之精神，應即宣判予之無罪，并責令政府賠償予在押期間物質上精神上的損失。”陳氏說完，章士釗從辯護人席上起立，為陳獨秀辯護。他說：“本律師曩在英倫，曾問道于當代法學家戴塞，據謂國家與政府并非一物。國家者，土地、人民、主權之總稱也；政府者政黨執行政令之組合也。定義既殊，權責有分。是故危害國家土地、主權、人民者叛國罪也；而反對政府者，政見有異也，若視為叛國則大謬矣。今誠執途人而問之，反對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瘋狂即為白癡，以其違反民主之原則也。英倫為君主立憲之國家，國王尚允許有王之反對黨，我國為民主共和國，奈何不能容忍任何政黨存在耶？本律師薄識寡聞，實不惑不解也。本法庭總理遺像高懸，國人奉為國父，所著三民主義，黨人奉為寶典。總理有云：‘三民主義即是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為何總理宣傳共產，奉為國父，而獨秀宣傳共產主義即為危害民國乎？若宣傳共產有罪，本律師不得不曰龍頭大有人在也。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乎？今偵騎四出，羅網大張，必欲使有志之士瘐死獄中，何苦來哉？為保存讀書種子，予意不惟不應治罪，且宜使深入學術研究，國家民族實利賴焉。總上理由，本律師要求法院宣判獨秀無罪。”陳獨秀見章士釗的辯護詞中有“現政府正致力于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的話，與自己的政治主張不合，且有搖尾乞憐、賣身投靠之嫌。故當章氏發言畢，他立即聲明：“章律師的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詞為準。”陳獨秀和章士釗的辯護狀，國民黨以“不得為共黨張目”為理由，禁止各報登載。章士釗回到上海后，將檢察官的起訴書、陳獨秀的辯護狀、自己代陳獨秀辯護的辯護狀匯集成冊，定名為《陳案書狀匯錄》，交給與陳氏有密切關系的上海亞東圖書館印了一百多冊，分送有關人士。筆者父親雷彬章當時任上海法院檢察官，也得到了一冊。因此筆者能窺得陳、章二氏文章的全豹。陳案辯論終結后，高等法院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5年。章律師促陳氏上訴最高法院。陳氏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改判為有期徒刑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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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黃金,蔣介石,負責人黃金運臺負責人之子披露：蔣介石當年帶走多少黃金如果圖片沒有顯示，可以點擊圖片1950年12月17日，臺北臺灣銀行金庫的藏金。圓桶外的封條上有“金圓券準備金”的字樣，這是國民黨政府國庫黃金運臺的最有力證據。核心提示：一份資料說：當年蔣介石攜700萬兩黃金跑到臺灣。根據我的研究，這種說法并不準確，應該是350萬兩的黃金，其他是價值350萬兩黃金的白銀和外匯。抗戰爆發前，中國的黃金儲量也從未到達700萬兩；抗戰勝利后，據公開的數字，黃金儲量已不到600萬兩——當然這個數字是否準確也有待于日后進一步挖掘。1948年底，預感到將要失去大陸的蔣介石，開始有計劃地將國庫黃金運到臺灣。由于種種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關于黃金運臺之事一直處于秘而不宣的狀態，它流于各種野史中，卻極少見于正式史料。一個偶然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教授吳興鏞開始了這段復雜而艱澀的調查。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曾擔任國民黨軍財務軍需署長15年之久，從表面上看，他的職位并不高，但是這期間所管理的軍費在國民黨政府總預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國民黨政府最艱難時期（1948～1949），國庫大半資金也暫時由他與中央銀行共同監管。吳興鏞的調查，讓我們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頗為特殊的歷史事件。口述◎吳興鏞主筆◎李菁浮出水面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在美國留學，每年放假回臺灣，我都去書攤上看看。我在臺大讀書時，有一位同班又同寢室的好友叫王尚義，他的妹妹王尚勤與李敖相戀并生下一女。王尚義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時我會翻看被稱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書，也想看看有沒有關于王尚義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書攤上隨手翻看李敖編著的《蔣介石研究》一書，竟然在書中發現了一張我父親的肖像，文章稱我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讓大家“別忽略這個人”，還說吳嵩慶是除俞鴻鈞（注：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行長）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盜竊”大陸國庫資金運到臺灣的重要人物。李敖的文章讓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過，那時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醫學上面，對父親的事情沒什么興趣。另外，黃金運臺之事，在臺灣一直是個禁忌話題，父親在家里也從來不談公事，所以我壓根兒沒有想過向他核實李敖書中所說之事。1990年，我在洛杉磯的朋友陸鏗恰巧也在臺北，有一天我請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紹他跟我父親認識。陸鏗以前曾任職國民黨《中央日報》采訪部主任，對國民黨的歷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別前他突然問我父親：“可否請教一下吳老先生有關上海‘淪陷’前中央銀行黃金運出的過程？”父親遲疑了一下，但馬上斷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1991年9月，90歲的父親在臺北去世。父親生前有記日記的習慣，父親保留下來的日記，從1946年一直寫到去世的那個星期。91歲的母親將父親留下的日記都交給我，讓我帶回美國。父親是一個本分的公務員，他在日記中很少點評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個人情感，只是忠實地記下每天的工作。父親的這些日記帶回來后，我也一直無暇顧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當年離臺赴美國的那一天，父親是否記了什么，結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記錄一天的公事外，一點也沒提送我上飛機的事情。1996年，是父親去世5周年，臺灣《傳記文學》邀我寫一篇關于父親的紀念文章。這時，我才開始仔細翻閱那些日記，我也漸漸意識到，父親曾經經歷了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寫的《家父吳嵩慶將軍逝世五周年紀念》一文發表后，還引起一些轟動，大陸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有關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這么多年來，兩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黃金運臺事，這些反饋也給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繼續搜集資料，我也開始有意識地尋訪父親的老朋友、老下屬。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蔣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記。得知這個消息，我幾次從洛杉磯驅車趕到舊金山去看這批日記，沒想到在里面發現了非常關鍵的資料，之前很多的推測也得到了核實。蔣介石的這批日記里多次提到了“吳嵩慶”，也就是我的父親，每次日期都與我父親的日記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無論是父親的日記，還是我走訪的一些親歷者的回憶，都是零散的、枝節的，蔣介石的日記讓我看清了黃金運臺的整個大脈絡，就像一幕劇一樣，劇情一下子就清楚了。“預支軍費”1947年底，原任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的父親，到南京出任新成立的“預算財務署”的署長，這一職位級別是中將。財務署以前的名字叫“軍需署”，抗戰勝利后，在美國顧問團建議下，“軍需署”改成“財務署”，其目的是希望將軍費納入到國家財政的預算體系，軍隊的開支由國家撥款給財務署，再由財務署去中央銀行支取這筆費用，由財務官發放到軍隊里。1949年9月，又改組為“預算財務署”，兼管軍事預算。我后來看蔣介石日記發現，蔣介石對舊的軍需系統已失去信心，他也希望新改制的財務署，能與國防部與財政部協調，核算確實軍隊人數，清除國民黨隊伍中“吃空餉”的積弊。那時候，國共內戰已經開始，父親也很難按照原來的設想工作。戰爭機器一開轉，國民黨政府便要不斷增加軍費預算，父親在日記里也記下，他一次次開會追加財政預算之事，“中央銀行已感覺吃力”。作為財務署署長，父親那時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給同中共軍隊作戰的國民黨軍隊提供軍餉與戰費。父親1949年1月9日的日記記著：“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萬。”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虜，而邱清泉已于前一日自殺。從1949年1月初開始，父親的日記里開始頻繁出現“中央銀行”的字眼，也屢次提到財政部長徐堪、央行總裁俞鴻鈞、副總裁劉攻蕓等人，似乎是在商議什么重大事件。1月10日的日記里，父親又提到他專程趕到上海，“與俞（鴻鈞）、劉（攻蕓）二總裁等洽辦”，并“擬草約”之事。父親的舉動，在蔣經國寫的《危急存亡之秋》一書里，得到解讀。蔣經國在書里，也透露了他在1月10日這一天的日記：“今日父親（注：指蔣介石）派我赴上海訪問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這里的“現金”，就指國庫里存的黃金和銀元。父親日記中所提到“草約”之事，也與此相關。1948年底，蔣介石在中共的軍事進攻和桂系逼宮的困境中內外交困，他更堅定了另起爐灶的決心，而國庫黃金是他“東山再起”的重要砝碼。此外，當時還有正在與中共交手的200萬國民黨軍，包括胡宗南的30萬精銳部隊，李宗仁和白崇禧根本指揮不動。蔣介石不想放棄自己的嫡系部隊，他覺得要對忠于自己的人有交代，不能逼他們最終像邱清泉和黃百韜那樣走上自殺之路。這個目標的實現也需要真金白銀支持。蔣介石的計劃是，讓我父親以“財務署署長”的身份，用“預支軍費”的名義將國庫黃金提出來“保管”。從蔣介石日記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財政部長徐堪對此都猶豫不決，副總裁劉攻蕓等人甚至公開反對。所以蔣石想出的辦法是簽“草約”，我推測，蔣介石是希望通過此舉告訴央行領導人：“這是我蔣總統命令國民黨軍隊財務署長吳嵩慶同你們立約的，有什么事情你們不必負責。”為了在財政部、中央銀行和蔣介石之間達成妥協，父親在日記里提到，他提議“先支半數”——也就是國庫黃金銀元外匯的一半作為預支軍費。值得注意的是，此時蔣介石的身份仍是“中華民國總統”，所以，這筆軍費的支出，應該說也算是合法的。雖然等到真正開始運輸黃金時，他已不在臺上。關于這一批黃金的運輸時間，大概可以從美國合眾社1949年1月21日這一天發表的一條新聞中推理出：“國民黨政府昨晚深夜在外灘戒嚴……當時中央銀行運出許多箱秘密物件，大概是貴重的物資。據推測，這批箱子裝的是金條等固體擔保物。該行正將這批擔保品運往華南某城市或臺灣安全地方，據信國民政府正將財寶南運，以免落入解放軍手中……”現在看來，這一批黃金的運出，顯然是在蔣介石正式下野的前一夜——1949年1月20日。這一批90多萬兩黃金及大量純銀，一共151箱，由父親以“預支軍費”的名義，交給海軍，用海軍的“昆侖號”、“峨嵋號”運輸艦運的，先從上海運到廈門，存放在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里，也就是在現在鼓浪嶼島上。直到1949年8月，解放軍攻破福州以后，這筆黃金才被轉移到臺灣財務署在臺北信義路邊上的保管庫里。蔣介石顯然為黃金轉移早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下野前夕就安排自己的侍衛長石祖德出任廈門警備司令，侍衛團的軍需官王逸芬調任臺北財支處主任，是財務署在臺北的負責人。這樣，黃金運輸的整個鏈條都在他的控制之中。2007年，我特意從美國到廈門，想實地考察一下當年這條上海—廈門—鼓浪嶼—臺灣的運金路線。我跑到鼓浪嶼的中國銀行，找來了經理冒冒失失地問：“你們的地下倉庫在哪里？”經理回答：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建筑，沒有地下金庫，他也不知道原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哪。正在我沮喪之際，我后面出現了一位老人，他的名字叫葉力，是一位建筑師。很巧的是，70年代，正是他負責把中國銀行的地下倉庫打掉的。他帶著我看了中國銀行的舊址，在原來倉庫的位置，現在建了個錢幣博物館。實際上，被父親以“預支軍費”名義轉走的金銀以及7000萬美元，當時已引起國民黨政府一些人的警覺。1949年6月1日，立法院還專門質詢此事。蔣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記寫道“……幸有前財長徐堪與央行總裁明白宣布，央行所有各種現款，只有（值）二億七千萬美金，并未如李（宗仁）白（崇禧）所報有四億之多，更無七千萬美金之逃避……”其實，有無“7000萬美元之逃避”，蔣介石心知肚明，所以他才會在日記里心有余悸地稱“幸”吧。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7000萬美元的外匯，據李宗仁回憶，在蔣介石下臺前，曾讓國民政府撥1000萬美元給毛邦初供空軍在美采購，后來毛邦初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發生矛盾，卷款而逃，成為國民黨政府在美國轟動一時的丑聞，當時我父親還奉蔣介石的親筆手令調查此案。啟動黃金轉移其實父親與俞鴻鈞、蔣經國以“預支經費”而轉走的90多萬兩黃金，從時間上算，已是第二批。早在1948年底，國民黨政府就開始了第一批黃金轉移。1948年12月1日深夜，上海外灘全面戒嚴。2日凌晨，有很多苦力挑夫，有的兩人挑一箱，有的一人挑一箱，從位于外灘的“中國銀行”側門走向海邊，此時，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海星號”正停靠在黃浦江邊上。不遠處，還有一艘軍艦在巡航監視。這個情景當時被住在華懋飯店（注：今和平飯店北樓）的《字林西報》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GeorgeVine）看到了。憑借新聞記者的敏感，他斷定挑夫所挑的那個體積小而沉重的擔子里，必定是貴重的黃金，他立刻從黃浦灘路20號的華懋飯店內，把中國銀行內運出黃金的目擊情況，向倫敦、向世界發出以下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喬治·瓦因發出電訊的次日，英國報紙就刊登了這條新聞，路透社也發布以下新聞：“國民黨政府央行偷運黃金”。香港左派《華商報》在1948年12月3日也迅速轉載了這條消息。黃金歸中央銀行所有，為什么當時卻是從中國銀行運出來的呢？我后來幾次到上海，查找上海檔案，實地勘探外灘，才終于明白：原來“中央銀行”的國庫黃金和銀元，存在“中國銀行”后院地下室的金庫里。因為運送黃金的行動極為秘密，國民黨官方檔案也絕少提及，那么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所報道的是否屬實？如果屬實，這一次究竟運走多少黃金？各種正史和野史，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歷來眾說紛紜。1975年，哈佛大學出版了由費正清等主編的《總稅務司在北京》一書，中國最后一任外籍總稅務司、美國人李度（LesterLittle）在序言里有這樣一段話：“國民政府對海關的依賴再一次顯現在1948年末，國民黨政府要總稅務司以小小的緝私艦把80噸的黃金及120噸銀元，從上海國庫轉移到臺灣。”李度的文章后來被廣為引用，他所說的80噸，相當于260萬兩黃金。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的李立俠回憶，央行的黃金實際上是分兩次運的：第一船次是12月1日深夜從上海運走了200.4萬兩黃金，由海軍“美盛號”護航，直接由上海運到基隆。第二船次，57萬兩黃金和1000箱、也就是400萬塊銀元，是1949年1月2日凌晨由“美朋號”護送，在廈門登陸，后來轉運臺灣。運送黃金的“海星號”，是上海江海關海務部門里四艘較大型的緝私艇之一，是美國“二戰”后退役的獵潛艇。為什么要選擇海關的船只而非軍艦運送，我推想，除了在熱鬧的外灘江邊不引人注目外，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國民黨高層已經認為海軍不可靠了。因為國民黨海軍內部派系林立，而且早已有中共地下黨的滲透，從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時間，國民黨政府的海軍共有90多條軍艦起義，連這次護航的“美盛號”也在4月“投共”。因此，在當時避免用軍艦運，這種考慮是非常必要的。“海星號”船員起初也并不知道自己運的是什么，有一次在起吊時不小心將木箱跌碎，才發現運的是黃金銀元。在海關潛伏的地下黨于是動員船員拒絕再為國民黨運黃金，所以父親經手的那筆黃金，才又“冒險”啟用軍艦運送。黃金運到臺灣，必須有保存地。因為當時中央銀行在臺灣沒有分行，只有一位代表叫沈祖同，所以“海星號”到基隆，由沈祖同負責點交給臺灣銀行的金庫存儲保管。260萬兩黃金保管人名義還是沈祖同。沈祖同是張學良的舊屬，也是劉攻蕓的妹夫，但陳誠曾向蔣介石打過密電，告沈祖同“人極滑頭”。需要強調的是，這第一批被轉移到臺灣的260萬黃金，是中央銀行的金圓券準備金。名義上仍屬于中央銀行國庫，只是蔣介石為安全考慮而轉移儲存地點，從性質上講，它與父親經手的第二批黃金轉移應該有所不同。而此時，父親正在忙著給被圍的杜聿明軍團空投補給品，以及策劃撤離南京之事，所以他應當沒有參與第一批黃金運臺。這一次轉移，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是主要負責人。俞鴻鈞對蔣介石應該是功勞不小，但奇怪的是，他們后來在臺灣的關系有些疏離。俞鴻鈞與陳誠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人，蔣介石每年替陳誠做壽卻過俞家而不入。蔣介石在1949年9月的日記曾提及，俞鴻鈞不愿意就任中行總裁，不辭而別，離開廣州赴香港，“頓感悲戚”，等到臺灣局勢穩定之后，俞鴻鈞的家人才從香港搬到了臺灣。也許這令蔣介石對其耿耿于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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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叛變者,中共一大,結局,代表中共一大代表中五位“叛變者”的結局新華網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XX、董必武，后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布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后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XX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棄信仰，叛變投敵;包惠僧、劉仁靜歷經曲折，迷途知返。這里，筆者對他們落伍后的言行作一勾勒，以饗讀者。二號巨奸陳公博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于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后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后，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系。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后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臺。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幾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后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臺，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九一八”事變后，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奸。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劃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系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于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由于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于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盡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系到國家前途，關系到黨的前途，關系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注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干凈些。投機能手周佛海中共一大閉幕后，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后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后，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系，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后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系。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準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云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后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后來會背叛他。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愿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并親自擔任頭目。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奸，占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后，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但漢奸畢竟是漢奸。隨機應變，反復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并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愿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杰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并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一個來月后，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后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于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干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分裂元兇張國燾在中共一大上，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后來由于激烈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戰略，并在黨內組織小集團，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銳批評。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他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釗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亦同時獲救。出獄后，其變節行為被隱瞞了下來。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該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在這里，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錯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長征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妄圖用武力挾持黨中央，分裂紅軍。他還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可以說，張國燾是我黨歷史上鬧分裂的元兇。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鑒于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4日即清明節前一天，張國燾以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陜西祭掃黃帝陵。正值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也在拜祭。祭畢，他便一頭鉆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4月7日，國民黨安排他去了武漢。在武漢，張國燾拒絕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對他的批評和挽救。4月17日，周恩來與他作了最后一次談話，向張國燾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次日，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做出了《關于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自此，張國燾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死心塌地地在國民黨營壘里干了長達十年的特務勾當。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臺，張國燾已無利用的價值，被國民黨當局踢出局，他只好攜帶家眷逃到臺灣。次年冬，又遷居香港，以辦雜志維持生計。中共八大召開后，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松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陸的念頭。他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中共中央答復，回來可以，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承認錯誤。張國燾雖早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當中共中央真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考慮再三，他最后還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陸了。張國燾晚景凄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約他寫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得了一筆收入，生活費用才有著落。以后十余年，張國燾靠賣版權為生。1968年，他和妻子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住進免費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風燭殘年。1976年張國燾中風。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落伍之人包惠僧中共一大后的頭幾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參與編輯《勞動周刊》，后來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1924年，他奉黨組織之命加入國民黨。1925年2月，蔣介石、周恩來率黃埔軍校教導團和部分學生首次東征，留下校部的學生無人管理。廖仲愷給蔣發電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介石回電說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于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來、后方主任包惠僧之說。此時，包惠僧官運亨通，身兼數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洗了出來。此后，他輾轉于湖北老家、江蘇、上海等地避難。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便脫離了共產黨。脫黨后，包惠僧在上海幫他人辦《現代中國》雜志，以賣文為生。1931年，他憑借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共過事的關系，當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后來任軍委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該部人口局局長。1948年，包惠僧帶著家眷到了澳門。在澳門，包惠僧一家人靠發放的那點遣散費生活，日子一天不如一天。1949年9月，在去臺灣還是去北平，或者留在澳門的問題上，包惠僧猶豫不定。這時，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毛XX寫了信，又分別給周恩來、董必武發了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要求回北京。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來與包惠僧作了長談，并將他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后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不久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沖擊。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離開人世。托派分子劉仁靜中共一大閉幕后，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志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后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后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斗爭。斗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并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后，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后，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里搞得烏煙瘴氣。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并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并通過關系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后又去陜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于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后，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后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并從事編譯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沖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后因毛XX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后過起了“隱居”生活。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采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并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后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于一生復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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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官場之怪現狀：贈媳獻妻官場,民國民國官場之怪現狀：贈媳獻妻www.hxlsw.com|來源：《民國高層腐敗實錄》|李偉怪現狀無獨有偶晚清小說家吳趼人，寫過一本影響很大的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本書主要暴露晚清官場的空前窳敗，以及社會道德風尚的嚴重墮落。作者說若要做官“先要學會了卑污茍賤，又要把良心擱在一邊”。貫穿全書的一個茍觀察，就是這種“鮮廉寡恥、不怕難為情”的官吏代表。茍才是茍觀察的姓名。茍才的兒子死了，留下年輕美貌的媳婦。他先要媳婦守寡，后來打聽到他的上司制臺大人非常好色，就動起媳婦的念頭，要把媳婦送給制臺做姨太太，為他鋪平升官的道路。小說這樣寫道：夫妻(茍才與其妻)兩個走到少奶奶房里，雙雙跪下。嚇得少奶奶也只好陪著跪下，嘴里說道：“公公，婆婆，快點請起，有話好說。”茍才雙眼垂淚道：“媳婦啊！這兩天里頭，叫人家逼死我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望媳婦大發慈悲吧！”少奶奶到了此時，真是無可如何，只得說道：“公公、婆婆，且先請起，凡事都可從長計議。”茍才夫婦方才起來，姨媽便連忙來攙扶少奶奶起來，一同坐下。茍才先說道：“這件事本是我錯在前頭，此刻悔也來不及了……”少奶奶道：“媳婦從小就知道婦人從一而終的大義，所以從寡居以后便立志守節終身……卻不料變生意外。”說到這里不說了。茍才站起來，便請了一個安道：“只望媳婦順變達權，成全了我這件事，我茍氏生生死死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唷！”說著便大放悲聲……茍太太一面和她背著背，一面說道：“少奶奶別哭，恐怕哭壞了身子啊！”少奶奶聽說，咬牙切齒的跺著腳道：“我此刻還是誰家的少奶奶唷？”茍太太聽了也自覺得無味，要待發作她兩句，無奈此時功名性命都靠在她身上，只得忍氣吞聲。為著升官發財，出爾反爾，不惜獻出自己的媳婦，前面這段情節把清末官場寫得入木三分。無獨有偶，民國官場也同樣有類似這樣的丑聞，甚至是為升官而獻出自己的妻子。這自然不是小說家言，而是真人實事。重門第宋子文高攀未成且說清末李鴻章舉辦“洋務”時，有個得力助手叫盛宣懷。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別號愚齋，江蘇武進人。他先后創辦輪船招商局、電報局，接辦上海機器織布局(改名華盛紡織總廠)、漢陽鐵廠(原屬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等。1908年，清廷又任盛宣懷為郵傳部右侍郎。亦官亦商的盛宣懷，勢傾朝野、富可敵國。后來日本人覬覦中國的煤鐵聯合企業漢冶萍公司，與盛宣懷密商中日合辦，遭到全國人民強烈反對。驚惶中盛宣懷于1916年4月27日在上海病死，留下一份龐大的遺產。宋子文曾和盛家有不同尋常的關系。1918年，宋子文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到上海。回國后，宋子文頗想施展自己的抱負，有一番作為。恰好盛家的企業漢冶萍公司需要一個既懂英文又能策劃全盤業務的秘書。宋子文的外祖母倪家和盛家是舊交，就通過這關系，宋子文被介紹到盛家。這時掌管盛家產業的是四公子盛恩頤(號澤臣)，見宋如獲至寶，委以重任，讓宋子文代他主持漢冶萍公司上海總辦事處的全盤業務。宋子文自幼受父母影響，在美學習多年養成嚴格遵守時間的良好習慣。上任以后，他每天上午準時到盛公館向盛澤臣匯報請示工作。哪知盛澤臣是個癮君子，以白天當夜晚，這時高臥未起，使宋子文空坐客廳等待。好容易盛澤臣出來了，但他睡眼惺忪，呵欠連天，心不在焉。這時宋子文頗想拂袖而去，另謀高就。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因為盛宣懷遺孀莊氏夫人和盛家七小姐盛謹如對他特別尊敬和器重。每當宋在客廳空坐等待時，盛老太太和七小姐就出來熱情接待，使他不再有枯坐寂寞之感。那位盛七小姐是上海灘有名的美人，性格開朗，舉止大方。她看到宋子文經常在客廳等待兄長，過意不去，想出一個主意，請宋子文每天抽出一些時間教她英文。他自然樂于接受，時間就定在每天來匯報工作前，一舉兩得。這樣兩人之間就天天接觸，耳鬢廝磨，逐漸由文字之交發展成互相愛慕。許多社交場合就看到這一雙儷影了。外人也把他們看作一對情侶。他們雙方的朋友，也進一步周旋、玉成，以便使有情人能成為眷屬。宋老太太倪桂珍，知道兒子的心事后，就請出媒人到盛家去提親。盛老太太先一口應允了。事后她又想，自己就只有這一個親生女兒，對親事一定要慎重。她是個婦道人家，一時難拿定主意，不如同親戚們商量商量。哪知這些盛家的親戚都很保守，看重門第，對宋家沒有好的印象。認為宋家是吃教會飯的，根底不正，充其量不過是誦洋詩、唱洋歌、拉洋琴起家，門不當戶不對，他們在莊氏夫人和盛澤臣耳邊常常絮絮叨叨講這些話。盛府這兩個當權的也就動搖了，以“防閑”為名，不再讓宋子文教七小姐英文，并禁止七小姐和宋子文見面和外出。最后盛澤臣干脆出面，把宋子文調到漢陽，讓他任漢冶萍總公司會計處科長，來個釜底抽薪。后來，宋子文到了廣州，在國民黨發生財政危機時，顯出他的才能。1924年，宋子文任中央銀行經理。宋子文對這樁沒有成功的婚姻，一直耿耿于懷。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宋子文任財政部部長，極力主張沒收盛家財產。因盛家走了頗有關系的人的門路，得到蔣介石的諒解。沒收財產之議擱淺。不過，宋子文雖然沒有娶到盛家小姐，后來盛家的媳婦卻自動獻身于宋子文的外甥。“水果策略”——占便宜有道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盛宣懷死后盛家的實力逐漸衰微。1927年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這時蔣介石已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成為舊中國的“鐵腕人物”。既然蔣宋聯姻，宋子文自然也一榮俱榮。雖然宋美齡議婚時，這位舅爺曾加以反對，幾乎兄妹決裂，后來由譚延?出面調解，終于說服宋子文同意這樁婚事。成婚后，宋子文自然春風得意了。這里要說的是蔣介石的另一位姻親，即是宋靄齡的丈夫孔祥熙。在蔣宋聯姻中，宋靄齡是極力促成的，因此事后蔣介石非常感謝這位大姐和連襟(孔祥熙)。自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投桃報李，讓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長，后農業部與工商部合并，孔祥熙又擔任實業部部長，以后又任財政部部長……一帆風順，聲勢顯赫。這時就有不少趨炎附勢的來依附孔祥熙，其中就有盛宣懷的后裔。且說孔祥熙夫人宋靄齡，是宋查理(中文名耀如)的長女，小時聰明伶俐，而且天性機靈，像男孩一樣頑皮。5歲時，宋查理帶著她去見馬克諦耶女子學校(即上海中西女校)的校長海倫·理查森。馬克諦耶是上海專為外國小姐開設的最時髦的學校。小靄齡要進這個學校讀書(后來宋慶齡是7歲進此校，宋美齡是5歲)。宋查理說明情況，理查森女士同意讓靄齡作為特別生入學。她將親自輔導靄齡。多少年后，宋靄齡還記得開學那天的情況。那天，她打扮得整整齊齊，穿著一條綠褲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辮子上系著蝴蝶結，右口袋里裝著一小盒卡拉德和鮑澤公司的黃油硬糖，左口袋是一小盒該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親坐在前一輛黃包車上，后面一輛車上放著一只嶄新的黑皮箱，里面裝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學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寫著名字。宋查理把她留在理查森女士的書房里，走出屋把沉重的門關上之后，她情不自禁地掉下淚來。這時，她忽然聽到對面的窗子上有輕輕的敲打聲，一個和她年齡不相上下的女孩，趴在窗臺上向她搖手，意思是勸她不要哭……這個女孩也是一位中國的富家小姐，后來成為宋靄齡在中西女校時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她就是盛宣懷的第五個女兒。在她們讀中西女學的整個階段都親密無間。后來這一雙女友卻有不同的遭遇。沒落了的貴族小姐——盛五小姐在及笄年齡時嫁了臺灣的林家，成為平平常常的林太太。而宋靄齡呢，先是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后來嫁了孔祥熙，再說她兩位妹妹都是中國“第一夫人”，宋靄齡的顯赫自不用說了。這時林太太就想利用過去的同學關系來高攀宋靄齡，來解決宋盛兩家之間的一段不愉快。那就是宋子文追求盛七小姐被拒的這件事。盛五小姐(林太太)第一次登宋靄齡公館，是帶著她的七弟弟盛昇頤(盛宣懷的第七子號臣)夫婦。宋靄齡接待了他們，林太太憑著她的三寸不爛之舌和盛家的禮物，使她和盛臣成為孔門常客。那盛臣夫婦也是基督徒，每個禮拜都參加孔宋在西摩路宋家老宅的私家禮拜，聽牧師講福音。這條西洋式的終南捷徑，使盛臣成為宋靄齡身邊的親信人物，登上高的官位已是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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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國民黨,中共,臥底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文章提交者：shahu加帖在史海鉤沉【凱迪網絡】www.kk69.net張春橋，山東省巨野縣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張開益是長期為國民黨、日寇效勞的反動官僚、漢奸。1932年至1934年，張春橋在濟南正誼中學讀書期間，充當國民黨特務，積極進行反共活動，監視和密告領導反蔣抗日學生運動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犧牲在獄中。1933年春，張春橋伙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由復興社出資創辦了《華蒂》月刊。“華蒂”，就是“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　　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1935年5月，張春橋到上海，在國民黨復興社特務崔萬秋的指使下，從事擁蔣反共活動，瘋狂反對魯迅，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1936年3月15日，張春橋化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反動文章，惡毒攻擊魯迅為《八月的鄉村》這部小說作的序言。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張春橋的反革命嘴臉。1937年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最后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列，成為國民黨在中共最出色的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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